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共抗战史观在中国大陆出现微妙变化。过去被中共指为“不抵抗”的蒋介石及国军，已在大量的中国大陆媒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从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贡献”的《国殇》，到电影《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都肯定国军奋勇抗敌的精神；一些地方的抗战纪念馆以强烈的“乡情”取代官方口径的“国情”，大量宣传国民党部队的正面贡献。同时在连战、宋楚瑜访北京后，中共对台部门为了对台湾民众统战，也了解“抗战牌”是凝聚两岸民心的重要力量，在某个程度内还原历史，让蒋介石的形象从国共之争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但更重要的是台独的兴起与台湾“去中国化”的力量，使国民党在抗战的历史地位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美国退役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率领志愿空军赴华助战，缔造中美独特情谊；美国史迪威将军与国军将领孙立人紧密合作，在印缅战区重创日军；以及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与邱吉尔、罗斯福并列于国际舞台，展现中美英反法西斯的团结力量，都是今日北京当局可以反击台独及美日台围堵中国的历史资源。
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一股“抗战热”席卷神州大地。从各地相关的抗战纪念馆纷纷翻新，以及媒体推出的以抗战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可以看出中共有关抗战史内容和观点已发生微妙变化。
长期淡化国军战绩
长期以来，中共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即使有个别国军抗战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感召”。过去整整三十年的抗战史教育中，中国大陆民众知道的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国抗战；八路军活跃于华北，新四军纵横于苏、皖；地道战、游击战、宣传战、大生产等等，这些名词都是耳熟能详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英雄形象更早已深植人心。至于正面战场则往往只字不提，或者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国军节节败退，比较例外的是有反蒋色彩或与蒋若即若离的非黄埔系将领，如张学良、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二十九路军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上述国民党将领均曾高度肯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一九四九年后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唯一作为正面事例提出的，一是蔡廷锴领导的“一二八战役”以及宋哲元指挥的“长城抗战”，不过这两个事例的宣扬不仅在表现中国军民的英勇，同时也在凸显蒋介石的妥协与怯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抗战史的尺度逐步放宽，原因一是向台湾示好，以局部肯定国民党的抗战拉拢台湾。二是历史力量的本身，即经由民间记忆的自然浮现以及政权道德基础的演变。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揭开序幕的是电影《血战台儿庄》。这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前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由李宗仁部对南下日军矶谷师团一次成功的截击。电影里中华民国与国民党旗飞扬，国军官兵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许多国际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国情变化的重要象征。但李宗仁毕竟于一九六五年由美国返回中国受到毛泽东欢迎，他死后骨灰与中共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同置一室，非其他国民党人所能比拟。《血战台儿庄》之后，正面战场的史实并未进一步开放，许多抗战英雄仍困于“历史问题”而不见天日。
不过，虽然中央有既定的抗战史观，而社会逐步开放的性质却使得民间的、地方的自发性力量无可阻挡。抗战英雄无论其党派归属，都受到故乡百姓的崇拜，引为当地的莫大荣誉。此外，正面战场的发生地，战况惨烈，民间慷慨助战，以一九四四年秋的滇西大反攻为例，参战牺牲的官兵多为云南当地子弟，大批后人均在，先辈英勇的事迹早为地方的骄傲。因此，尽管中央仍坚持“以我为核心”的抗战史观，但各地方在建立本乡抗战光荣史、修建纪念碑、纪念馆、出版相关书籍、宣扬本乡抗战英雄等等努力之中，实际上正面战场史实已以某种零散的方式重建起来。譬如上海的淞沪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滇西战役、芷江受降等等，都有纪念馆，至于南京地方政府不时以“民国首都”自居，重庆地方人士更经常把“战时陪都”挂在嘴上，更不在话下。
抗战图志呈抗战全貌
上海文化人杨克林、曹红经过近十年努力搜集史料并详加整理，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三册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是中国大陆人士首次以详尽的图文呈现抗战的全貌，还请蒋纬国将军题词，这套书对大陆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九十年代中以后，网路兴起，打破了通讯的界线，大量的抗战研究文章甚至原始文献灌进了各种历史和社会科学网站，几乎任何资料一搜索就可取得，对于有心了解抗战的任何人而言，资料已不再是找不着，而是到处都是。另外，四川成都一名抗战史料收藏家樊建川，自资兴建各种抗战纪念馆，今年八月十五日他一口气为九间抗战纪念馆开幕，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军抗战纪念馆”。
可以说，无论是史料本身还是研究者的开放态度，以及地方人士的热情，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完整的抗战史的重建，其社会和文化土壤均已成熟，目前的问题仅在于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自己在民族完整历史重建过程中的角色。由于正面战场会凸显出国民党的英勇形象，而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正建立在国民党的软弱与腐败不仁，两者之间有矛盾。逻辑上，前者的强化会造成后者的弱化，从而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基础，因此必须受到限制。
不过，历史也有难以割断的延续性，过去改朝换代历史中也存在一种必然现象，即新朝一开始均以革命者自居，将旧朝人士贬为逆贼，不过三代人以后，新朝又会以旧朝的继承者自居，宣扬其光荣的功绩。理由是，新朝初立，根基不稳，旧朝思维依然活跃，因此必须强力否定旧朝的任何正当性，藉以镇压旧朝遗老遗少，等到八十年、一百年后，新朝统治稳固，旧朝遗绪消失殆尽，为了深耕典章制度以求长治久安，新朝必须将自己设定为某种历史道统的继承者，以再创“万世盛德”。
就今天的中国大陆而言，共产党最终无可避免要提升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战中的地位，尤其宣扬飞虎队的重要贡献以及“开罗会议”的光辉，否则将无以继承中美两国亲密的历史关系，以及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合法地位。这就是新政权由“革命者”向“继承者”转化的内在历史逻辑。
中国大陆官定抗战史的逐步重建其实也带着这种性质，不同的是，今天世界的潮流毕竟不同于从前，民主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其核心精神正在于建立开放的社会，拒绝政治权力垄断言论市场，以多元丰富的知识和观点培养理性、成熟的国民，以确保国家民族的健全发展。因此，只要中国稳健地走向民主，完整的抗战史也必将逐步出现，精神上是发自人心，形式上也是由下而上、由民而官，虽然偶有摩擦，最终必将是水到渠成，其意义与内涵自非过去封建王朝堪与比拟。
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就抗战史实呈现上，就带着新旧论点交错的特色，地方的抗战纪念几乎“只问省籍，不管党派”，中央仍强调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部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宣传部门也再三要求传媒不可过度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不过由于近年大量抗战史料问世，尤其宋美龄去世后，大陆媒体大量报道宋美龄抗战期间在美国国会演讲以及蒋、宋与美、英元首并列，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史实，有关“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等过去常听到的话，如今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相反地，具有指标意义的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然仍强调共产党抗战的部分，对正面战场或轻描淡写，或只字不提，不过在一个模拟南京受降的场面上，现场挂着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国旗时，中华民国国旗赫然出现上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国家级抗战纪念馆在尊重抗战史实上，最亮丽的表现。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中有两项演说被视为经典之作，一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庐山抗战演说，二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重庆抗战胜利演说。两个演说皆与抗战有关。抗战演说强调：“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是统帅不容抹煞
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史实在中国大陆逐步获得平反，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抗战角色是否也将难以回避？或者进一步说，蒋介石作为全中国抗战领袖此一事实是否终获确立？由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全面抗战刚好十年之久，这是蒋介石逐步巩固权势的时期，中国国运依旧坎坷，内有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以及共产党革命，外则是日军持续对中国鲸吞蚕食，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可说是内外夹攻，无一宁日。无怪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评估一旦战事爆发，只要两、三个月即可彻底解决“支那事变”。这样的评价是从日军历次侵华行动中所得的结论，即日军发动强烈攻击，中国军队迅速溃败，中国政府接着又在谈判桌上迅速妥协。中国的反应模式确实使得日本得到一个印象，即中国人贪生怕死，中国政府软弱可欺，因此只要日本大军压境，只要两、三个月，中国政府就会竖起白旗。
日本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不过对中国人牺牲的决心却严重低估，其误判实源于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殊不知中国的退让不过是在争取内部整合与发展的时间。日本竟看不出，中国每一次退让都在争取多装备几个现代师，多训练几千个人才，多增加一点经济实力。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领土所形塑的惯性思维，战术的退让往往代表着战略的进取，战术退让的终点就是战略进攻的起点。
从今天揭露的历史文献显示，“芦沟桥事变”爆发乃至“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日本对中国制定全面作战的计划，尤其淞沪战役随着战事的升高，日本被迫不断增兵、不断易帅，直到占领大上海后，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才向大本营建议直取南京，不过中国政府旋又迁往武汉、重庆。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与南京保卫战的末期，因上级指挥不当，出现溃败混乱的憾事，但基本上战争的地点、时间和节奏，却是由中国决定的。一九三零年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结束、全国大抵统一后，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德国军事顾问团除了带来新式武器和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协助中国以中国地理环境为基础，制定了长期的作战计划，亦即充分地探讨在绝不投降或谈和的前提之下，如何对日本打一场长期的、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几乎全是依照中国预先演练的作战计划进行的，尽管十年新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全部溃于淞沪战役，但却也向日本充分证明了侵华战争绝无短时间解决的可能；易言之，日本虽派出强大的军队主动出击，但在战争的进程上却是被动的，一步步被拉进中国预先设好的“持久战”泥淖中。
至于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双方的搭配十分密切。共产党事后指责蒋介石无合作的诚意并不公允，最明显的证据是周恩来受邀成为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其第三处要职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使得周恩来可以利用合法的地位，大肆扩张共产党的文宣队伍，使得共产党部队的活动即使局限在华北和苏皖一带，但是其文宣和政战人员却活跃于全国范围。如果说蒋介石完全不信赖共产党，怎么会把一部分最关键的意识形态部门交由共产党掌管？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属于国民革命军，领国民党军饷，其军事活动受到国府军委会的指挥与节制，其不断自行增建队伍、扩大地盘的做法自然会受到上级的责难。
尽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连串政治与经济的失策，使得共产党的革命迅速壮大，从而取代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并无法改变抗战史实以及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的地位。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透过同盟国的密切合作，蒋介石更代表了中国的形象跃升为世界级的人物，这正是中国摆脱百年桎梏的关键时期，一九四三年初“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定，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解决了租界问题，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乃至参与成立联合国，使得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主导工作。这每一个影响中国至深的国际事件中，都可看见蒋介石鲜明的身影。事实上，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发挥影响力的最大国际舞台联合国，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开罗宣言”，都是建立在蒋介石的政绩上。
中宣部维持旧史观
当然，今日中共抗战史观的微妙变化，也引起中共中宣部的警惕。最近中央电视台拍摄三十集《抗战》纪录片，片中一些“太正面”强调国民党部队英勇事迹的描述都被删去，并压缩至十二集。官方媒体并为此发表评论文章，继续向国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民间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平反抗战正面战场的趋势中，蒋介石的抗战领袖角色的平反最终也将难以回避，曾任《南方周末》总编辑、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大陆学者钱钢表示：“目前大陆学者在写书时已经常提到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不过官方全面平反蒋介石的抗战地位目前还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里还有一些老人跟蒋介石打过仗，等到这一代完全过去了，我相信对蒋介石的客观评价迟早会出现。”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演说中所说：“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蒋介石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他还说：“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这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着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观诸今日恶化的中日关系，蒋介石的这段谈话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论如何，整体而言，今年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在行礼如仪之余，也展现出民族自我探索、自我内省的活力，充满着进步的意义。尤其民间的力量更令人刮目相看，就如上海知名画家李斌以巨幅的“昆仑关凯歌”作为参加抗战美展的作品，这是一幅表现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指挥第五军与日军血战昆仑关的史诗巨作，李斌收集了大量有关昆仑关战役的历史照片，模拟战后广西山岳的悲壮场面，将中国人深刻的民族感情灌注在油彩上，这幅以正面战场为主题的画作不一定能获主办单位同意参展，不过李斌并不介意，他说：“我必须表达我的感受，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无论什么党派，都是中国人，历史应该是公平的，民族才会有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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