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那时母亲怀孕弟弟7个月，由于在法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我长到6岁，看到同龄的孩子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到我上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被开除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这时父亲又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又在劫难逃。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全部家产统统分给了贫下中农，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批斗，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那时住在承德市的外公解放前自己有工厂，解放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里的毛XX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被专政的这几个人白天时常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扒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台下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免于一死。还有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
我开始想妈妈，盼望妈妈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妈妈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妈妈，真是望眼欲穿呵！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积，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的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父亲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其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俩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侯它们。有一天，父亲对我默默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
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贴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畏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框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那时我家5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给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拿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了，你们抢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脚。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1980 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得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免强活到1985年，才短短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拌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荒。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
李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父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杀后她无依无靠，15岁就到了偏远山区，与一个比她大15岁的男人结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贫困。这就是其党指给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来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用说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军都害怕。苦难的生活使我20多岁就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又发现肝大，时常头疼还伴随着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风湿痛，夏天不敢开窗户，每逢阴雨天疼得直哭，40多岁时又查出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医院确诊。到了后来瘤子疼得我直能侧着身体睡觉，而且不能把腿抻直，一抻腿瘤子就剧烈的疼。因为那时下岗家里没有钱，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医治，有时竟想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孩子。后来听说到庙里烧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顾那里，可病情非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
1997年6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仅半个月就觉得浑身轻松，从头到脚没有了疼痛。一天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中我把腿抻直了，醒来后吓得我赶紧捂着肚子等着出现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疼痛感，我再仔细摸了摸肚子：瘤子没有了，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就掐了掐腿，原来不是做梦有感觉，我万分惊喜。立即起身下床，对着我们师父的像磕头，我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到底。
1999年7月，江氏出于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我凭着做人的良知，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京和平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出狱后看到世人被媒体所蒙蔽，带着敌视的心理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开始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2000年年底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洗衣服，某县政保科的6、7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屋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到处乱翻。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刚发的一千多元工资抢走，然后把我强行带走。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县城的政保科，进屋后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开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我把按跪在地上，2个人按着我；2个人一边一个踩我的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地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我浑身疼得躺在地上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的包，头沉得像戴上大铁帽子一样。接下来他们又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就这样我这个近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8个多小时，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二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里，给了我一个“单间”，我一进去就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看了看这房间，好象很久没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还堆着大便，屋子非常冷，没有采暖设施。我被毒打时出了许多汗，现在感到浑身发冷，不一会儿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第二天早上7点多，进来2个警察把我架走，看守所本来有审讯室，可抓我的警察们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6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下来，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警察指使另一个警察去取牙签，说是要往我的手指里面钉，可是那个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把我拖回看守所。我扒在地板上又起不来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许家里人给我送被子，说是得上边批。
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拉到政保大队5楼，这时我市的一个610头目来了，他进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骼膊在后背上斜交叉地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玻璃瓶子塞进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当处，以勒紧铐子的拉力。然后这个头目邪恶地说：“再有钢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二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他们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地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这个610头目很内行地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像碎了一样地疼痛，豆大的汗珠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可我就是横下一条心，绝不屈服。这时那个头目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地说：“我办案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3个小时零10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这个县的警察知道我已经被迫害的致残了，无论是送去判刑还是教养体检都不会合格，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出狱后的二年时间里，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用家人代劳，我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整天疼痛，经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不久我的双臂渐渐康复，现在我已能基本自理。
由于坚修大法，我的孩子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
半个世纪以来，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家中亲属均受牵连，几十人吃尽了苦头。可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执政55年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从无间断，半个多世纪害死中华同胞8千万，罪恶累累，贯满苍宇，千年易过，中共政权的罪业难消。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别称公道。欠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不可能逃避的，神周身是眼，有千万只手。中共亡定，解体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终有尽头，让我们认清恶党本性，坚决与其断孽根，迎接没有中共恶党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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