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延安时期周旋于苏美之间的毛泽东

众所周知，中共与苏共的决裂发生在斯大林死后，而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一直不满，但鉴于苏共的支持对中共生存的关键意义，毛对斯大林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一面公开赞美斯大林，一面清洗中共党内的“亲苏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蒋介石为了获得斯大林的支持，在外蒙问题上向斯大林做了妥协。当时，出卖外蒙的消息一传回国内，群情愤怒，所有的党派纷纷表态，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国家领土问题上向斯大林让步。而惟有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中共却公开支持这种出卖，其动机无非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国内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立场更偏向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一手主导的中共七大，才开始放弃在苏、美之间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而确定了向苏共一边倒的政策。可以说，没有苏共在东北战场上为共军提供的便利和武器，林彪不可能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１９４９年中共执政后，出于自私的巩固权力的目的而对斯大林妥协，签定了出卖外蒙古的条约。这一历史事实至今还被中共封存（见蒙古公布的外交档案ＳｕｎＦｅｂ２０２０００年）。

由此可见，中共在１９４９年的暂不收回港、澳和让外蒙独立，皆是为了巩固一党政权的私利而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卖国行为，甚至不惜以中国的巨大牺牲参加朝鲜战争。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刚刚夺取政权后的首次访苏，１９５０年２月，在莫斯科，中苏双方缔结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协定”。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这个协定要求双方高度保密，不得公布其内容。这当然是照顾到中国人的面子，因为出让自己民族利益的是中国方面，得益者却是苏联。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这一密约。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不仅放弃了国民党曾坚持的领土，而且让苏联人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渗透且控制了中国，已将中国拉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体系之中，使中国成为苏联征服整个世界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这项秘密协定，几乎完全顺从和维护苏联统治者的意旨和权益。从其条款内容和性质看，这个密约对中国国格的侮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与外国列强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望尘莫及的。说它是卖国之最也不为过。不过，如果我们回顾１９２１年中共建党之后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对斯大林的让步有着更不便启齿的原因：即中共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政权，完全是得益于苏联的一手扶植。在中共的纲领、高层人事安排和大政方针等关键问题上，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时间内具有最终的主宰权；莫斯科既是中共的干部培训基地，也是中共高干及其家人们治病、保养的海外医院和疗养院。

更重要的、也是中共最不愿让国人知道的方面，即中共在经济上对苏共的依赖。早在１９２０年中共正式建党前，苏共派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就为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提供经费，第一笔有明确记载的经费，是在中共“一大”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２年６月，中共机关的支出为１７６５５元，其中国际协款１６６５５元，自筹１０００元。陈独秀还在中共的“三大”会议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经费按年排列如下（主要以美圆计算）：

１９２３年，中共每个月平均得款１８７５元，共２１０００元左右；另有１０００美金用于救济受政府迫害的同志，１０００金币的额外帮助。１９２４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０００元，全年３６０００元。１９２５年，最初每月平均得款３３００元，全年３９６００元。１９２６年，中共支出大大提高，平均每月得款不少于万元，全年１２万元左右。１９２７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万元以上，全年不少于４０万元。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２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５万元左右，每年６０万元，５年内３００万元。从１９２７年开始，中共还能得到处理特别事件的“特别费”，每年不少于几十万元。比如：仅就１９２７年来说，援款３万元用于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援款２·３２万元用于开办党校；援款５万元用于湖南农民运动；援款１万元用于秋收起义；援款１０万元用于广州起义及善后救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９日，莫斯科紧急汇给中共１００万美元，并决定日内再汇５０万美元，以帮助中共组建军队、挽救危机。再如，１９２９年仅特别费一项就１００多万元，１９３０年的济难费１１。４万元，团费７万元等等。虽然，１９３２年之后，共产国际的援款没有逐年的明确记录，但是从一些零星的记录上看，只能越来越多。如１９３６年援助物资１６００顿左右；１９３７年１月，斯大林批准向中共提供援款１８０万美元。１９３８年，先是王稼祥７月份回国带回一笔不小的款项，之后，季米特洛夫批准给中共紧急援款３０万美元和一些武器、药品、印刷机器和其他物品。１９４０年，仅季米特洛夫批准的给中共的援款就有３５万美金。（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着；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以下简称《恩怨》；另见杨奎松文章：《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０４年６月号，第８３期）。苏共也扶植过国民党，孙中山在向西方国家争取援助而不得时，他转向了苏共，苏共对其北伐的军事支持，换来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决裂之后，苏共开始为中共的武装割据提供财政支持。日本入侵中国后，国民党军队成为中国战场的抗日主力，苏联为了防止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开始把主要援助给了国民党，估计有上亿美元。特别是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美苏英中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共虽然还能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是与国民党得到的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时中共抱怨说：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苏联驻延安的特派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刚到延安时，就因武器援助问题受到中共的指责。当他被同事带到杨家岭见毛泽东等高官时，他记述说：

“杨家岭沟口有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守卫，拿着大刺刀，摆好了刺杀姿势。客人们被带进窑洞去见任弼时。接着，依次进来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邓发以及其他人。礼节性地寒暄过后，任弼时就不客气地说：‘告诉斯大林，我们要武器，要武器打日本人！’”（《延安日记》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苏”弗拉基米洛夫着，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内部限量发行版Ｐ１９。以下简称《日记》）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的援助又开始向中共倾斜，１９４４年，在中共高层的会议上，毛泽东用手比划了一个砍头的动作，信誓旦旦地说：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在国共内战的决定性时刻，苏联不但给予了中共大量武器援助（仅４５年─４７年就给了中共３０万枝以上的步枪），更重要的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公然违反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议，违背与美英之间的承诺，私下里把东北和缴获的日军武器无偿地移交给中共军队，共有步枪７０多万枝，机枪１５０００多挺，各类野战炮４０００多门，汽车约２０００多辆，坦克约６００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的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蒋介石用美援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见《恩怨》）。

二、毛泽东在延安玩弄斯大林

毛泽东是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毛的机会主义又以权力为核心目标。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已经握有中共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不仅对党内玩弄机会主义，而且在美、苏之间也从未停止玩弄机会主义的权谋，即便苏共给过中共再多的支持，毛也决不会真心对待斯大林。负有与中共合作使命的弗拉基米洛夫，通过近距离观察对毛泽东得出如下结论：

“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己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踪无影了。”（《日记》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Ｐ１５９）“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力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Ｐ３５７）

在弗氏《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是个仇苏骗苏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当着苏联驻延安小组的面就赞美斯大林，而在中共党内就贬低斯大林；苏共给钱时就斯大林万岁，而不给钱时就连骂带怨；对驻延安的苏联小组，苏联在二战中打得不顺利时就冷淡，而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时就热情。《延安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日本准备协助德国进攻的坏消息不断传道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弗拉基米洛夫说：“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作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３日）而亲耳听到这些誓言的弗氏却认为毛在撒谎。他通过自己在延安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 “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 “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０日）

王明也证实了毛的反苏倾向：

“……毛泽东还讲过反苏亲德一类的话：‘苏联必败，德国必胜’，‘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不能同八年的法西斯主义争胜负’，‘斯大林不能战胜希特勒’，‘俄国人不能战胜德国人’。又比如，当时毛泽东高谈阔论说：“斯大林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计划是完全错误的。应该主动地放弃这些城市，让德军去占领。”（《中共五十年》，王明着，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内部限量发行版Ｐ６１；以下简称《五十年》）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敌意，也可以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先生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盛先生说：

“在分析导致共产党中国和恶果冲突的早期因素时，我们必须看到，首批俄国训练的、矢志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中国人一回国，就竭力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权力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结果毛泽东甩掉了所有为俄国人尤其是斯大林特感兴趣的干部，如陈绍禹、秦邦宪、陈昌浩和后来的张闻天、杨尚昆等人。他们的下台，无疑是苏俄和共产党中国关系恶化的内在因素，也是表明这种关系恶化的一种征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Ｐ３；以下简称《革命》）

究其原因，毛天生就是权力狂，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在长征时期的党内权争中，毛先将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挤出权力中心，之后又挤掉张国焘。到了延安时期，毛在党内的主要政治对手变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亲苏派，极端厌恶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支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最终在党内权争中获胜，与二战时期形成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首先，就国内环境而言，对中共威胁最大的蒋介石政权，因迫于抗日压力而无暇继续围剿中共，特别是张学良制造了“西安事变”，使割据于陕北的中共有了喘息之机和养精蓄锐的闲暇，毛泽东正好利用中共没有外来压力的闲暇而全心全意地经营党内的权谋。其次，就国际环境而言，对中共最具权威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因希特勒的压力和战时环境而分裂，共产国际随之自行解散，也无暇顾及中共党内的争权夺利，更无法给予王明等亲苏派以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打击“亲苏派”。在日本侵略者这个全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就在眼前的民族危亡的时刻，毛泽东眼里的最大敌人却不是日本人，而是党内的王明等人和党外的蒋介石。毛的这一切谎言和两面派权谋，先是为了战胜党内对手、获取中共的最高权力，继而是为了战胜蒋介石、夺取统治中国的最高权力。正如弗氏所言：

“他的目标不变：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来在国民政府中夺取关键职位（集中中共的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最后，发动内战。……实际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加紧准备内战，当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把国家拖到内战边缘。”（《日记》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０日）

毛泽东对苏共玩弄两面派手法，也可以从弗氏与毛泽东的关系看出。弗氏把毛对他本人的关系看作是毛对斯大林的关系的缩影，毛对弗氏玩弄的机会主义手法，实际上是针对斯大林的。据弗氏记述，在１９４３年前，毛对弗氏及其苏共驻延安小组极为冷淡，特别是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战的初期，毛预料苏联必败，谈及斯大林时常常语带鄙视。但在１９４３年后，由于苏联战场的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斯大林的方向转变，该年１２月２２日，又有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除了通报毛的儿子毛岸英得到周到的安排外，更表达了对整风导致的党内分裂的担忧，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说：

“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却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于外国侵略者以及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员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步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Ｐ５８９-５９０）这封电报，不但缓和了王明的危险处境，为整风运动起到了刹车作用，也改变了弗氏等驻延安的苏联人的处境。毛开始逐渐对弗氏热情起来。弗氏本人的记述与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回忆基本相符。据师哲记述，１９４３年以后，毛经常单独约见弗氏，花了许多时间来“改造和培养”弗氏，师哲说：“毛主席把孙平（弗氏的中文名字）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转引自《红太阳》Ｐ６３３）从１９４４年夏天到中共七大期间，毛平均每周或隔周就找弗氏长谈，每次都有三、四个小时，有一次谈话居然长达八个小时。因此，在延安的苏联小组也被毛的民族主义所蒙蔽，甚至将其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主义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走向了反面。”（《日记》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２日）

而在实际上，毛泽东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际主义者，而仅仅是地地道道的权力至上的机会主义者，他对一切的取舍皆以夺权和固权为标准，所以，他才能不断地翻云覆雨，忽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主义者，忽而又是亲苏媚美的国际主义。

三、对美国玩弄两面手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承认和支持，他曾充分地利用了斯诺、史沫特莱等美国记者来宣传自己。毛还指示中共的报纸频频发文，高调赞美英美制度及其政治领袖，呼吁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帮助中国的抗战和反独裁的斗争，翻开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凡是涉及到美英两国的言论，全部是高调赞美，但毛在延安一手操控的整风运动，完全继承了斯大林式大清洗的衣钵，而与英美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１，一方面在国统区高唱学习英美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调子，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延安进行地毯式整风，清除异己、封杀异见，象检查行李中的危险品一样地检查人的灵魂和思想，连不到十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意在以恐怖威慑建立起思想一律、言论一律和行动一律的绝对独裁体制。２，一方面高调赞美华盛顿、林肯等伟大的民主政治家，另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意在确立毛泽东个人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也就是法统和道统完全合一的极权，毛既是党的最高权力的占用者，又是党的最高真理的阐释人。３，实力软弱时就呼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实力大增时就赶走美帝国主义。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中共的《新华日报》为纪念美国独立日而发专文赞美说：“美国……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而国共内战一起，美国便成为中共眼中的头号帝国主义，□着中共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向美国叫板的底气也越来越足，终于在进京之后写下了著名反美华章《别了，司徒雷登！》。由此可见，为了取代蒋介石而成为中国的“唯一人”，毛泽东可以漂亮话说尽，而一旦掌权便恶事做绝，所有关于自由民主的说辞不过是他夺权的工具。多么典型的机会主义和厚黑的实用主义！１９４４年，毛泽东通过西方记者团来延安访问的机会，对外宣传自己并向美国政府传达合作的意愿，声称如果美国满足了中共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要求，那么中共就可能为打击日本提供兵力：在政治上，毛希望美国的支持由国民党转向中共，即把中共作为未来中国的主导力量；在军事上，希望美国给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及其物质的援助。１９４４年，二战优势开始明显地转向盟国，轴心国失败已经指日可待，这无疑也为中国抗日的胜利带来的希望。鉴于和蒋介石合作的不愉快以及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和无能，美国政府特别想在蒋介石之外寻找能够与美国合作的政治力量，于是，美国开始与中共接触。从１９４４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年底，美国先向派出记者团和军事观察组来延安，继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来到延安。美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尽可能地防止中国在战后再次陷于分裂，所以，美国既要向蒋介石施压，推动国民党政府的民主化，也要向中共软硬兼施，促成实质性的国共合作，以便在战后建立一个多党并存的联合政府和宪政国家。二是看看中共是否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的二战利益的盟友，如果考察结果满意，美国就可能抛弃蒋介石而转向扶持毛泽东，起码会为中共军队提供可观的武器装备；。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为与蒋介石争夺中国统治权而做积极准备，赢得美国的支持也是这种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中共在未来内战中赢得更多的国际同情，更是为了得到美、苏两国在金钱、武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当然希望能够说服美国抛弃国民党而扶持中共。所以，美国人的到来，再次为毛玩弄两面派手法提供了舞台，在美、苏之间玩弄平衡术是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一面通过驻延安的苏联小组频频向斯大林示好，经常单独约见苏联驻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大谈苏联帮助中共对于中国的解放战争和远东问题解决的伟大意义，不断通过弗氏给斯大林发出献媚的电报。另一面向美国伸出热情之手，对来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格外热情，美国人在延安受到了隆重接待，毛亲自主持欢迎仪式，会谈后大摆宴席，毛还亲自写信向美国总统保证国共合作。毛泽东讨好美国人的主要目的有三：１，利用美国管住蒋介石，不让蒋武力剿共；２，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承认；３，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先于美国军事观察来延安的是西方记者团，为了给西方人以良好的印象，毛泽东命令涂掉遍布延安大街小巷的反蒋反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刷上“团结抗战” 的新口号，如“加强抗战统一战线！”“与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国共合作万岁！”等，以表示中共一直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同时，他命令３５９旅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的道路两旁的罂粟全部铲除。接着是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美国军事代表团首批九名成员到达延安，据弗氏日记记载：

“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毛泽东和朱德穿着新制服。他们两人的出场是有意要表示党和军队的团结。”“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日记》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毛泽东为了取信于美国人，甚至与弗拉基米洛夫讨论过给中共改名的问题：“今天，毛泽东把我召去，对我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党重新起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名称。这样，对特区形势会更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要有利一些。“（《日记》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另据５０多年前访问过延安的美联社记者记者罗德利克（Ｊｏｈ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ｋ）回忆：

１９４５年我首次造访延安，意外看到一支旗竿上飘扬着星条旗。这支由少数美国陆军官兵组成的“迪克西军事代表团”（ＤｉｘｉｅＭｉｓｓｉｏｎ）几已被人淡忘，可是成立四年期间，它缔造了一个历史纪录。几个月后的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他返国向杜鲁门总统报告成果，途经延安停留一晚。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与马歇尔搭乘美国代表团提供的卡车一起进城。他们同意扩大停火，并用烈酒互相敬酒。但是，蒋介石自认为军力比毛泽东强大，拒绝遵守停火，最后败退台湾。（美联社记者Ｊｏｈｎ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特别报导：《美与中共结下一段延安缘》）

同时，毛泽东最初与美国人的接触，抓住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国统区的混乱、贫困和腐败与延安的有序、廉洁、富于活力之间的对比，甚至向美国人提出成立国民政府之外的“第二政府”：即以延安为中心，把中共控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对此，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赞同这一计划，建议这个政府的名字叫“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美国人来到延安，贫瘠的陕北高原上举行一次次欢迎筵席。据多次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宴会的弗拉基米洛夫介绍：

“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让记者照像。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认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日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延安，白天谈判，午夜时刻举行盛大宴会。美国人也举行了答谢晚宴。

“在美国人举行的晚会上，有威士忌、白兰地、甜酒、杜松子酒……，当然，还有跳舞大受欢迎。我一想起延安来就一定会想起那架留声机！还有咔嚓咔嚓地转着的破旧唱片，以及挤来挤去的人群，他们那嘶哑的喉音，拖着走的舞步，冒着热汗的面孔……”“戴维斯又一次来到延安。美国人在宴会上狂饮，并要中国同志也参加。”（《日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泽东及其延安最初给美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也因美国人的信任和好感而欢欣鼓舞，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亲美国而远苏联”的情绪。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全力斡旋下，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国共两党签署了一个承诺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１，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起来。２，国民党政府保证中共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能够合法存在。３，将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派驻代表。委员会对盟国提供的武器援助的分配，必须严格遵守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４，由两党代表组成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是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主要是武装力量）来打赢反侵略战争。战后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原则建设国家。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必须绝对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毛泽东还就此亲自给美国总统写信，保证履行国共精诚合作的承诺。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飞回重庆后，还特意致信毛泽东表示对会谈感到满意。

四、美国人不信任使毛转向亲苏

然而，经过一系列接触和会谈，美国人最终没有给中共所想要的支持。因为，美国人“对共产党的恐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日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为此，毛召开紧急高层会议，决定给美国政府脸色看，决定撤回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在毛泽东对美国人失去了兴趣时，蒋介石加紧了拉拢斯大林的步伐。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诺对还在抵抗日军的国军给予援助；当年１２月，蒋介石又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率代表团秘密赴苏联会谈，主要目的是为了以优厚的条件换取斯大林停止支持中共，只向国军移交东北主权。蒋介石对苏的一系列动作，使毛泽东感到震惊，他很害怕出现最坏的结果：鸡飞蛋打。所以，毛再次转向斯大林的苏联。在中美蜜月期中受到冷淡的苏联驻延安小组，也再次感受到毛的热情。毛又开始频繁约见弗氏，频繁向斯大林发出表示忠心的电报，并且是通过弗氏的电台发出。毛泽东对弗氏说：“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特别是到了１９４５年，当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拿不到美国人武器的毛泽东便开始对苏联极尽献媚之功。弗氏说：

“毛毕生一直在有意识地为抵制共产国际的影响，为修正马列主义而斗争着。这个湖南人真狡猾！这里有一封给斯大林同志的贺电。电文下面有两个熟悉的签名：中共中央主席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总司令。１９４１年秋季，毛泽东对他的支持者通常只是冷嘲热讽地告诉我们，而这份贺电中，这种口吻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现在是１９４５年了！所以毛泽东要吹捧斯大林了。中共中央主席写到了苏联军队的辉煌胜利！按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当今，苏联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苏联军队赢得了不朽的光荣，而他（毛）确信，他们还会由于其他许多功勋而赢得光荣。然后，毛泽东向斯大林保证，他的天才的经验使毛确信，最伟大的解放战争将取得最后胜利。”（《日记》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到１９４５年，由于二战的胜负已见分晓的形势下，更由于美国人拒绝了毛泽东要美式武器的要求，毛对斯大林的态度变来个大转弯，开始对斯大林、苏共和苏军大加赞扬，要求苏联一定要介入中国及其远东事务。毛甚至说：如果没有苏联的介入，美国人对中国及远东的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七大结束后，毛又尽快约见弗氏，向他介绍大会情况，请他按照毛提供的提纲向斯大林汇报。毛的提纲的核心内容是：“七大路线”得到全党的一致拥护，特别是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为一把手和刘少奇为二把手，现在的中共是高度团结的。同时，为了讨好斯大林，毛泽东还修改了“历史决议”中关于几次党内斗争的评价，改变了对王明代表的苏联派的彻底否定的调子，破例把王明和博古选进了中央委员会，甚至将身患重病的王明抬进七大会场。由此确定了中共彻底倒向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而斯大林这个两面派，一面让蒋介石和美国放心，苏联不会帮助毛泽东打内战，不会把东三省交给共军，而苏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斯大林在私下里决定把东北交给共军。于是，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武器被移交给共军，给予共军以经济和技术支持；苏军为国军进驻东北设置重重阻碍，却全力帮助共军尽快进驻东北，最后帮助毛泽东组建了拥有百万兵力的民主联军。（参见：“俄”Ａ。Ｍ。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可以说，毛泽东在国共内战的最关键的东北战场上的取胜，没有斯大林的全面帮助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完全倒向斯大林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５年７月３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