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暴君斯大林为何向上帝祈祷？

教宗的去世，引发了世界性悼念，教宗的葬礼之隆重，可谓前所未见。无论是各国政要还是普通信众，也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各类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等），都对约翰.保罗二世的仙逝表示由衷的悼念，更对教宗的生前作为给与崇高的评价。

与这种不分信仰、不分种族、不分制度的世界性的哀悼和尊敬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无神论中共政权对教宗去世的冷淡反映。让我想起巴勒斯坦的独裁者阿拉法特去世时，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充满如丧考妣的大面积哀悼。这一冷一热，再次凸现了中国现政权离世界主流文明价值的距离何其遥远。

在评论教宗生前对瓦解苏东共产帝国的伟大贡献时，斯大林曾经说过的那句亵渎神圣的邪恶名言－－“教宗，他有几个军团？”－－被作为共产无神论敌视宗教的典型例证加以引用。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具有深厚东正教传统的国家，早在1453年，当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征服之后，俄罗斯的东正教便感到了“天降大任”，自认为莫斯科应该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合法继承者，俄罗斯教徒菲洛西尼斯在拜占庭崩溃后不久久宣告道：“东方和西方两个罗马均已消失，天意决定莫斯科以第三罗马出现，而且，今后绝不会出现第四罗马”。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俄罗大文豪，从沙俄时代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共产苏联时代的异见作家索尔仁尼琴，都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

然而，从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遵照无产阶级革命的鼻祖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教导，把消灭有神论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指出：“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制(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制)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没有‘使个人和社会相联系’,而是一贯把压迫者奉为神这种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所以，早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1919年，列宁就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逮捕科学界的著名人物，驱逐和处死人文思想家和学者，对宗教进行大规模围剿，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治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将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秘密决议。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领袖的指示就是命令，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夺取和巩固绝对权力，于30年代开始了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党内的老革命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当然也在清洗之列。数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送进“古拉格”。1938年，斯大林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当完成这个计划的1943年到来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斯大林时代，根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六千万人。即便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二千万人。其中，仅仅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就高达四万二千多人，全苏联境内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

然而，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任何极权暴君也都是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为了自身的绝对权力而翻云覆雨，使所有暴君的共同特征。斯大林当然是翻云覆雨的高手。当苏联遭遇到德国的突然入侵之时，为了凝聚全国民众反侵略的信心和士气，斯大林忽然想起曾经遭到他残酷迫害的东正教。

纳粹德国在西方崛起之后，希特勒最为仇恨的对象，第一是犹太人，第二是斯拉夫人。他上台之后，就把消灭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苏联作为国家决策。斯大林的苏联也曾激烈抨击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

然而，当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开始启动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这两个在不久前还相互相互仇恨的暴君，居然签订互不侵犯的友好合约。斯大林想借此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1，避免希特勒把战火烧到苏联；2，让纳粹之剑只在西方世界挥舞，帮助斯大林消灭资本主义；3，借助希特勒之力，斯大林要夺取久已觊觎的东欧。

又是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当他在与希特勒合作中得到他想霸占的东西后，希特勒居然在收拾欧洲的同时，突然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攻击。对希特勒挥师东进苏联，斯大林先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陷入了措手不及、惊恐万状和沮丧颓唐之中。1941年6月22日，基辅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宣布德苏战争正式开始，斯大林却没有在德国入侵的第一时间出现在苏联公众面前，而是神秘地消失了。

正是从在他神秘消失的那几天里，这位曾经是东正教教会学生的斯大林，这位参加布尔什维克后继承了列宁的无神论衣钵的红色领袖，这位在残酷的屠杀中登上权力巅峰的无神论暴君，曾经企图在苏联的土地上彻底消灭上帝。突然，战争来了，那个像他一样的暴君气势汹汹且势如破竹地向他猛扑过来。当他在慌乱沮丧之中听到东正教的大牧首安季奥希斯基发表告教徒书，号召教徒们担负起拯救俄罗斯的神圣使命之时，他忽然茅舍顿开，想到了上帝，想到大牧首，想到了俄罗斯东正教。

他命令朱可夫找来总参谋长沙波尼科夫来谈谈。此人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是从沙波尼科夫口中，斯大林了解到一件震撼整个东正教的大事。

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军事行动刚刚开始，黎巴嫩山区都主教伊利亚就把自己关在地下的石室里，不吃不喝，长跪在地，祈求圣母保佑俄罗斯。虔诚的祈祷是这位都逐渐看到了奇迹。他在给俄国教区各位首领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一奇迹：在他祈祷了三天三夜之后，圣母在一团火光中显灵了，向他启示了上帝的旨意－－全俄罗斯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要开放，释放所有被关在监狱中的神父。列宁格勒不能放弃。快把喀山圣母像请来，抬着圣像绕城一周；然后，再把圣像请到莫斯科，在那里举行庄严的祈祷仪式；在把圣像请到斯大林格勒……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暴君来说，这遥远的天启是否让他想到童年时代的教会，谁也无法知道。但他的幕僚们、苏共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吃惊地发现，他们的人间沙皇突然与上帝和解了，他要完成圣母向伊利亚显圣的意愿。

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周半后的7月1日，斯大林才回到克林姆林宫；7月3日，苏联公众才通过广播听见斯大林宣读“告人民书”的声音。与此同时，斯大林发布命令：释放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神父门，同时开放了遍布俄罗斯的约两万座教堂和修道院，包括早已被关闭的著名的基辅山洞修道院和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最让人们新奇的是：在被德国军队围困多日、淹淹待毙的列宁格勒，象征着无限神力的喀山圣母像真的被抬了出来，以十字架为先导的宗教队伍高擎着圣母像在城市中走过。之后，圣母像有被送到莫斯科，再送到被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最为神奇的是，这三座俄罗斯最重要的城市最终没有落入侵略军之手。

还有斯大林本人亲自出面邀请上帝的消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首次刊登了企图彻底消灭有神论的无神论苏共的党魁与东正教大牧首的临时代理人都主教谢尔盖进行亲切会面的消息。在以后的战争中，每临重大战役之前，斯大林都要率领他的军事将领们向神祈祷：“上帝保佑！”到1943年，大多数教堂重新开放，包括儿童在内的宗教教育也被允许，东正教似乎迎来了复兴的黄金时期。

然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就再也想不起上帝了，而是把全部功绩归结为自己的天才而英明的领导，把自己塑造为拯救俄罗斯的唯一救星和人间上帝，进而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整个东欧，并与朝鲜独裁者金日成合谋发动韩战，将毛泽东拖入其中，以扩张自己在亚洲的权势。1949年庆祝斯大林70诞辰，他的称号中，不但有“伟大的领袖与导师”，还有“科学技术泰斗”；不但是“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最伟大天才”，还是“全世界的红太阳”。1950年2月17日的《真理报》这样教导苏联人民：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你突然怀疑自己的能力，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所需要的信心。”

“如果你在不应该困倦之时感到疲劳，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精神百倍。”

“如果你正在寻求一个正确的决定，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一定会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即便这个“全世界的红太阳”，仍然在玩弄阴阳脸，他一面继续利用宗教，邀请都主教伊利亚来苏联，给他颁发斯大林奖金，但被拒绝。另一面重新开始了对宗教的严控，他设立了教会管理委员会，克格勃上校卡尔波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他一面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来拉拢刚刚见过的以色列，邀请以色列之母戈尔达.梅耶夫人访问苏联，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让这位伟大的夫人被“如此博大的、爱的海洋”淹没，使她激动得感到“呼吸困难，几乎晕了过去”；另一面又开始新一轮的党内整肃和反犹运动，当时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也未能幸免，因为她是犹太人，曾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出面接待过梅耶夫人。1948年莫洛托夫被迫与自己深爱的妻子离婚，1949年她送往流放地。

被斯大林称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沃兹涅先斯基，撰写过歌颂斯大林经济思想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他曾是斯大林身边的大红人，出任过政治局委员，但他突然被指控“故意压低计划指标”、“对政府耍花招”，在1949年3月被撤销一切职务。而当他陷于绝望之时，又突然被邀请去斯大林别墅赴宴。斯大林拥抱他，让他与昔日的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坐在一起，斯大林还为他干杯。宴会结束后，深感幸福的沃兹涅先斯基刚刚回到家就被逮捕。他才如梦方醒：宴请是为了告别。

1950年9月的最后几天，列宁格勒举行了又一次1937年式的审判，审判“犹太人间谍集团”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集团”，被审判者也像1937年审判中的被告们一样，承认了所有被指控的不可思议的罪行，最后被处以极刑，审判结束后的一个小时后，2000多人被处决。

战时和战后，斯大林就是如此机会主义地戏耍上帝，战时向上帝祈祷，战后便对内大开杀戒。

斯大林死后，尽管有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个人崇拜及其罪恶的有限清算，政治迫害的残酷性有所下降，覆盖面也有所收缩，但无神论立国的意识形态方针并没有根本变化，继续打击各类宗教活动、拆毁教堂、除掉宗教饰物、销毁宗教书籍、禁止在学校里和课堂上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也禁止用其他方式传授有关宗教的知识。同时，苏共专门创办名叫《无神》的报纸，在全国开设了四十四所反宗教博物馆，成立专门的反宗教组织“军事无神论团队”和“知识学会”，由这两个组织出面发动 “反福音”运动。

1979年，前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也曾坚决反对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其故乡波兰。勃列日涅夫充分认识到了宗教对瓦解无神论集权体制的巨大道义作用，所以他警告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当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在天主教信徒占人口95％以上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却不敢拒绝教宗的到访，最后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正如前苏联的独裁者们所预料的那样，教宗的故乡之旅，一句“不要恐惧！”就为波兰人反抗苏联极权帝国注入了强大的道义力量。

尽管，前苏联曾极力阻止波兰的变革，曾把十七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波兰边境，逼迫其代理人波共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全国戒严，取缔团结工会，逮捕瓦文萨等200多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使波兰再次被置于红色恐怖之下。于是，保罗二世又于1983和1987年两次去波兰。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一到波兰就向监狱中的瓦文萨等人致敬，并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教宗绝不妥协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团结工会和人民权利。特别是在普遍消沉的情况下，教宗却对波兰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他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教宗的到访及其坚定的反独裁姿态，无论对于身陷囹圄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还是对于全体波兰人民来说，无疑都是英明的引导和巨大的激励，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因此而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参见：曹长青《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载于《观察》2005年4月7日）

正如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所言：波兰共产极权体制的灭亡，教宗有一半功绩。

同样，当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时，这位共产极权的“叛徒”也想到了上帝，尽管戈氏本人是无神论者，但他对宗教在俄罗斯重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的关注，绝非斯大林式的机会主义利用，而是发自内心的拥抱。因为，当共产极权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之后，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无疑是填补精神真空的最佳养料。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人不能活在没有敬拜对象的生活中。”索尔仁尼琴针对共产极权对俄罗斯精神的巨大破坏说：俄罗斯最深重的危机，既不是经济体制的面临崩溃，也不是政治独裁的难以为继，而是精神的道德的危机－－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

戈氏开启“新思维”改革之后，俄罗斯再现宗教复兴，大量神职人员走出集中营和监狱，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各类宗教活动相继恢复，布道者遍布大街小巷，1990年10月通过了《苏联良知自由法案》，该法案规定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特别规定“政府不可以资助任何与宣传无神论有关的组织和活动。”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需求西方国家的宗教组织对俄罗斯的精神重建提供帮助，1991年10月，最高苏维埃特意向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发出邀请，美国“基督教友好使团”一行十九人作为苏联总统客人来到百废待兴的苏联。在访问苏联期间，该使团不但会见了许多东正教人士、去了教堂和修道院，还拜访了戈尔巴乔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安局（KGB）、《真理报》、社会科学院、文化基金会、记者俱乐部等。这些美国基督徒吃惊地发现，在这个被无神论统治了七十年的共产国家，他们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对“俄罗斯陷于精神崩溃”的担忧，对宗教信仰的急切需要。而最令他们的震惊的是拜访KGB和《真理报》的经历，前者是共产苏联迫害宗教的主要机构，后者是宣传反有神论和倡无神论的主要喉舌。

在昔日迫害宗教人士的KGB总部，其局长斯托亚洛夫将军对美国基督徒说：“现在是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们曾触犯了十戒，今天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在刚刚过去不久的由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政变中得以兑现。这个昔日对人民滥施暴力的恶魔般的秘密警察机构，拒绝向人民使用暴力。当美国基督徒艾克对KGB的将军说：“耶稣对我的爱使我有了一颗爱苏联人民的心。我发现苏联人民是可爱的、可亲的、有理想的。将军，我是开诚布公地说这些的，我会为你们祈祷。”KGB的将军回答说：“我深受感动。这也完全是我心里的感受。在我的立场上－－尽管我现在是KGB的官员－－我还要坚持说，我绝不会动用武力来镇压人民。我希望尽我所能在这个职位上作良善、美好的事。”访问结束时，这位将军满眼热泪地说： “在我一生中我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埋葬我母亲的时候，另一次就是今晚。”由此可见，耶稣之爱的伟大感召力。

在昔日致力于反宗教宣传的《真理报》的总部，美国访问团感到主编和编辑们的精神迷茫，因为这份创办于1912年的苏共中央报，在前不久的九.一八政变中站在保守派一边。尽管如此，当双方的讨论不断深入时，编辑们一致认为：现在苏联的核心危机是道德危机，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和解，而要找到文明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危机，就必须致力于人们的精神革新，用基督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观点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完成精神革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拜访结束前，该报主编对代表团说：“也许，唯一能够让我们国家避免彻底解体的力量，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

斯大林共产帝国的覆灭，让我想起企图创建法兰西帝国的枭雄拿破仑。当他在征讨中节节胜利且攀上权力顶峰之时，他就狂妄得不把宗教放在眼里，居然在登基加冕时从红衣主教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但当战争失败、他被流放到孤零零的小岛之时，他在反思自己的权力及其征讨生涯时，似有所悟地说：“你知道世上最令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所征服。”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谈到自己研究世界历史的心得时说：“所有的历史，当其外壳被剥出去之后，都使属灵的历史。”因为，人是有道德感、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精神性生物，所以人需要信仰、宗教和上帝。而国家，只是人的栖息地，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人的强大是一样的，其最根本的支撑，首先是精神上道义上的强大，其次才是物质上实力上的强大。中国的古训云：“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之谓也。

2005年4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