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长的“出丑”与清华教授的“出走”

此前，清华美院特聘教授陈丹青“出走”的事件，还余音袅袅，尚未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陈丹青痛感清华体制对于人文的压抑而选择了离去，其身影不但没有因为渐行渐远而模糊，反倒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有时候还觉得陈丹青的“人文背影”颇有些高大的意思。

我完全无意苛责一位在其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本无意将堂堂校长的“出丑”与一位教授的“出走”建立某种关联。毕竟，不可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精通很多的领域，韩愈所言“术业有专攻”并不是一句遁词；但是，仔细审视两个事件，我还是依稀发现了二者之间的隐约脉络，而这种联系远非“不熟悉”诗词就可以搪塞地过去的。

首先，两个事件都显示出清华大学在人文传承上的捉襟见肘，局促甚至缺乏大气象的寒伧。

顾秉林校长1965年进入清华读书，直到2003年主持校务，期间只有短短3年留学异国，几乎所有时间都求学、讲学在清华，其“人文指数”的形成，恐怕不能推诿别处。

而1965年的清华大学人文传统的断裂已经完成，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开创的氤氲气象也根本无存。这个时候的清华大学，实际上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工科学院而已。公允地讲，顾先生此时即使有追慕前贤之心，也无缘亲炙馨香了。

2000年，远引异国18载的陈丹青满怀着浓浓的人文想像，作为100名特聘教授之一，进入刚刚并入清华大学的清华美院。然而，五年来，“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并无改观，陈丹青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开始践行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说，顾校长就读清华的时代人文传承已经断裂，那么，历经数十年补益，包括将中央工艺美院这样的人文名校并入清华，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清华美院的成立，当时是被视为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

其次，“人文缺失”不只是一代人、几代人的悲剧；改变乏力的现状，折射出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工具理性”，已经将人文教育挤得完全成为陈丹青所说的“摆设”。陈丹青在文章中猛烈抨击清华现状：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不能说我们现在不重视人文教育，就是这位读不下一首近代诗的顾秉林校长，2004年夏天，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话题接受记者访问时，也强调大学“最根本的区别应是其内在的文化和精神，大学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是大学的灵魂。”

问题在于，我们什么时候都不缺乏这样的说辞，可往往也就是说说而已。大家都是“局中人”，明白归明白，真要摆脱那一套已经存在几十年缠绕得异常发达的体制，难乎其难。陈丹青可以，别人可以吗？

看来，清华人文的重铸，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