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十五) (1911年─1945年)

中共逃到陕北后的借抗日之名求图存

前文已经讲过，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到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中共从未真正的进行过抗日，反而是利用这一时机，不断的发动武装叛乱，并建立了国中之国，对中华民族构成了巨大危害。其间，在国民党的围剿中，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辗转最终在陕北落脚。当时中共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共此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在苏联的授意和命令下，中共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生存。为此，中共发表了所谓的八一宣言。但是，中共违背了其苏联主子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继续坚持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的主张。中共所擅长的两面策略又一次得到展现。

比如在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第一次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但不久后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却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又如1936年6月13日，两广发生军事政变，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如此对比，我们就不难明白中共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的伎俩了。

为了自身“图存”，打着抗日旗号的中共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之名生存下去。正是在中共的策划和组织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它实际上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学生运动爆发后，中共又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学生。并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此外，同年12月12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并于17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这在今日的大陆诚然是不可以想象有这种自由的。

1936 年5月底，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

正是在中共的策划和组织下，1936年间学生运动频繁发生，中共地下组织也由此得以扩展。中共的所谓的抗日救亡但实际上是救亡自己的运动，给本已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动乱。中共的行为再次证明其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义不顾的邪恶本性。

在掀起一系列救亡中共的运动的同时，为了实现其“反蒋”的阴谋，中共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负责西北剿共的地方军阀东北军和西北军渗透，并最终结成了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诱使张、杨置民族安危于不顾，劫持蒋介石，发动了西安武装叛变。只可惜，中共的主子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命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企图假他人之手杀死蒋介石的阴谋落空了。

西安事变至少在表面上达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但是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不久，即1936年12月27日，中共就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注意：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共始终并未放弃反蒋，在这方面，显然与莫斯科的主张发生了重大分歧。然而，这个分歧却为毛泽东和中共坚持了下去。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这再一次暴露了中共狡诈的两面性。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