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中国的韩国人，当他们有了坐火车穿越茫茫大地的经历后，往往会产生一个令他惊惧的印象：“中国，太大了！”
是的，韩国的国土面积仅为9.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百分之一，只相当于广东省的一半。人口也只有4800万，约为中国的1/28。
可是，就是这个也曾极度落后、饱受蹂躏的东方小国，却走在了中国前头：其经济规模的总量，已居世界第10位，近乎于中国的一半，而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近15000元美金，是中国的10余倍。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50年内。1950年代中期的韩国，在经历了日据时代的残酷统治，朝鲜战争的多年战火摧残后，已是一片焦土。农业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几乎和中国一样的“一穷二白”。
今天，从废墟上昂首迈入世界发达工业国家行列的韩国，其成就被形象地称为“汉江奇迹”。
除了经济领域外，近10多年来，韩国在政治、文化、电影、电视、大众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政治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威权统治后，1987年，韩国已顺利实现向民主国家的转轨，迄今未出现如南美洲、东南亚等采用民主政体的国家时常出现的政府更迭频繁、空头议会、政商勾结加剧等政治乱象。
电影
1997年时，韩国电影人还在为生存而战，在老导演林泽权的带领下，几百名电影人集体示威，削发明志。仅仅几年后，韩国电影就一飞冲天，广受欢迎，俨然成为继法国后又一个能和美国好莱坞分庭抗礼的电影大国。
这一似乎有违电影创作规律的迷象尤令中国影人困惑：除了能拍出屡获国际奖项的艺术电影，人家何以在商业电影上也大获成功？
电视剧、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
龙卷风一般的“韩流”已滚滚袭过大中华区。韩国明星大受追捧，过去东京是香港、台北潮流人士的最爱，如今则有让位于汉城之势。
体育
足球自不待言，2002年的世界杯，不知疲倦进攻至死的韩国队，满场呼啸万人同心的啦啦队“红魔”，均给世人留下了奇幻印象。
1980年代末，第一个国际围棋大赛－－首届“应氏杯”举行前，连专业棋士都不知道韩国围棋为何方神圣，可是“黑马”曹熏铉神奇夺冠，此后韩国围棋异军突起，曹熏铉、天才棋手李昌镐等摘走了大部分国际棋赛的桂冠。
什么原因使韩国迅速崛起？“秘密武器”是什么？
正统的官方教科书将其经济成就归结为“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大量美援”，“美国驻军大大减少了韩国的军费开支”；经济学者们认为“贸易立国”、“外向型经济”等政策居功至伟；持威权主义论观点的政治学者们则认为：以威权政体保证政局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文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人文社科学者们，也许会倾向于“韩国人的国民性”和韩国的“独特文化”。
此外，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层面上，韩国对儒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推崇、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状况更让我们惊异：中国现当代史上多次上演的“文学革命”、“文化革命”思潮，以“全盘西化”为主要观点的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在韩国未曾出现过。在保留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学习西方制度文明之间，他们怎样找到一条和谐共存的道路？
经过长达3个月的精心策划，4月24日，本刊派出了由5名记者组成的特派采访组，怀着和读者一样的如上疑问奔赴韩国，展开了我们的东游“取经”之旅。
在一个多星期的行程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团广泛接触了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间等各个领域的近20位人士，希望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报道，能多少挖掘出一些“韩国奇迹”的秘密，以飨中国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有限，《发现韩国》专辑将分两期刊出，本期侧重于韩国政治、文化艺术、电影与流行文化等方面，下期侧重于韩国经济和社会。
我们要特别向以下机构和人士致意：韩国文化观光部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新闻处、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韩国圣公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白元淡教授、金美兰女士、白池云小姐、出版家、教授金明壕先生、王元涛先生以及韩国文化产业院驻北京办事处的权基永先生、赵甲济先生，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专辑将无法与读者见面。
本期刊出采访人物名单
任钟皙：
政治家，由学生领袖成长起来的国会议员
韩明淑：
政治家，韩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
姜帝圭：
导演，韩国最著名的商业大片导演
徐秉文：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韩流”刮起的核心
崔皖奎：
电视编剧，韩国十大编剧之一
全仁权：
摇滚教父，韩国的“崔健”
金敏基：
音乐家，韩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李丙圭：
报社社长，韩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人
吴连镐：
记者，新闻网站创始人
任钟皙
从学生领袖到国会议员
“386世代”，一个韩国特有的名词，特指那些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投身民主化运动，为韩国由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政体奉献过激情和血泪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今天，他们已成为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要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必须得到团体成员的信任，这是首要条件。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尽早实现南北的和解，充当自己应有的角色 图/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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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圆顶处）门前的示威者，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国会大门 图/大食
韩国议会辩论中的一幕，两派持不同观点的议员打起来了（居中带红领带者为任钟皙） 图/imaginechina
任钟皙，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之一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韩国
4月26日上午11时，韩国国会。
敞亮的议员办公室。喝上国会特供饮品芦荟后，议员任钟皙才姗姗来迟。进洗手间拭去脸上的汗，随即礼貌地向记者表示歉意。随行人员解释说，任议员刚从仁川机场回来。这几天韩国有个选举，选出6名国会议员和一些地方的市长、郡守，“昨天任议员去了韩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因为你们的采访，他特地匆匆赶来。”
任钟皙，韩国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发言人，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委员，国会南北关系特别发展委员会委员。
任钟皙被认为是“386世代”的代表人物。
“386世代”一词源于1990年代，“3”指的是这个世代正值三十岁之龄，“8”指在1980年代投入民主运动，“6”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 1960年代韩国工业迅速发展时期。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在反军事威权统治的学运中奠定形成。这批人现已成为政界、商界和传媒界的中坚分子，他们力主韩国应当与中、日两邻密切合作，疏远西方的关系；结束以腐败、政商勾结为特征的旧式秩序和权威主义。韩国总统卢武铉的助理团队中就有多名“386世代”，卢武铉也曾在公开场合指出：“‘386’是改革的核心力量。”
当年的学生领袖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发生在1980-1990年代，80年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尤以1987年的“六月抗争”为最，它改变了韩国整个政治的形态。当时任钟皙就读于汉阳大学，他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会议长，其时，他已在韩国大学生联合会(设在汉阳大学)任了三年的议长。
当时南北关系紧张。任钟皙的前任大学生联合会议长任守敬(音)，被派遣去平壤参加一个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经媒体报道，在韩国引起轰动。因这一事件，任守敬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半。任守敬事件对于破除南北隔离这堵墙具有非常的象征意义。
和他的前任一样，任钟皙也蹲了三年半的牢狱。入狱时是卢泰愚掌权，出来时已换成金泳三。狱中不让写文章，没别的事可做，因此读了很多书，光杂志就读了 1000本左右。而自监狱出来后，就“不怎么喜欢看书了”。当年参与学生运动搞街头演说和政治宣动所培养的能力，现在国会发言上展示得淋漓尽致。任钟皙说，对于政治家来说，擅于说话和发表意见非常重要。
2000年第一次当选为国会议员，2004年再次当选。“通过学生运动可以直接采纳很多民众的意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政界的“386世代”已逐渐分化为三派：以任钟皙为代表的执政党(开放国民党)一派，以元喜龙为代表的大国家党保守派，以及趋于自由主义的中间派。任钟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进步的，“以前扮演的角色是，要改革，是提出问题；现在呢，是要解决问题的，有一个现实感和责任感”。
任钟皙向我们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民主主义和南北的和解合作。“民主化在韩国已逐渐成熟，现在的课题是如何落实南北的和平，然后进一步和谐合作。”
如今的政治精英
早上7点开始就有会议，晚上11点才能回家。这是任议员的一天。忙是他的常态。我们对他的采访，他说是他从政以来接受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
他不愿意聊个人生活，更愿意摆谈政治。偶尔会触及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我们问他，韩国国会开会的时候，会不会像日本或台湾一样，经常会发生打架的情况？任议员大笑：当然有，特别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非常关键的议题决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冲突。但和日本、台湾比，打得没有那么激烈。“我也打过啊，但是不会因为这个而专门去锻炼身体的。”又一阵爽朗的笑。
更多的是乏味的政治商讨。而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仕途上也有过尴尬的时刻。2003年10月18日，韩国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通过了对伊拉克大规模增派战斗兵(7000-12000人)的决议。第二天，任钟皙便在议院会馆门口进行绝食，表示如果政府最终仍决定大规模派战斗兵并在国会得以通过，他将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他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
他在宣言中称，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年轻政界人士的良心”，会在绝食的同时探索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会应如何服务于国民。
后来韩国政府决定派兵3000人，但任钟皙并未如事前所说放弃议员的职位，而是用“现实论”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的人本主义并未改变”，请大家理解政治家在价值观和现实之间找平衡的困难，“国际秩序与主观愿望不同，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客观性，一味去主张原点性的价值。”他的言行令很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也遭到众多网民的猛烈批判。从政生涯跌至低谷。
其时离议员任期届满只有两个月，任钟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他当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重新赢得下一次的议会选举。“我反对大规模的派兵，后来实际上规模也变小了，性质也不一样，不是战斗兵，而是职员兵。通过努力争取，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国民的认可，再次赢得选举。”至于丧失诚信对政治家而言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任钟皙巧妙地避开了。
问他个人从政的至高理想，是否想过当总统 －－任钟皙大笑不止。笑毕，他正言：“从事政治，就担当起了很大的责任。既然已经成了政治中的人物，当然希望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总理总统的具体职位，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要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必须得到团体成员的信任，这是首要条件。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尽早实现南北的和解，充当自己应有的角色。”
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
人物周刊：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如何？
任钟皙：韩国的民主化发展相当成熟，包括言论自由、议会政治，更重要的是国民的参与，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韩国的市场化解决了效率，却有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民主化一个最紧迫的课题。
我愿意谈谈中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目前的制度和体制应该受到尊重，但中国自从改革开发以来，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贫富差距就越大。假如不为这个贫富差距做准备，当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东西部差距的问题，即使是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解决这一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发展走向？
任钟皙：民主化进程一定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国情、文化，如果脱离国情、文化，民主就很难在这个国家扎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评价他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到目前来说，中国的政治家为解决温饱问题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市场有一个不人性的根源性的缺陷，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话，这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很大危机。尽量把信息跟国民一起共享和讨论，让他们自己理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然后达到真正的民主。
我发现中国的市民在信息共享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假如他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会有阻力，会要突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但这一步一定要迈开。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公共信息的共享，唤起民众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化。
人物周刊：韩国政界主流怎么评价中韩关系？
任钟皙：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早就超过了美国，这是衡量中韩关系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中韩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在最近的一次国民调查当中，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度很高。韩国人出境旅游也首选中国。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坦诚地来交流各种问题。
针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中韩和日本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
中韩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对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知识分子、学者进行考察，政治家提供平台。历史就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因为现状来改变历史。不要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今天两国的交往。我相信中韩关系会得到加强。
人物周刊：作为韩国政治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六方会谈和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任钟皙：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南北韩问题的当事者，我们对中国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激。另外，中国跟美国一起，包括国际社会在内，一起制订可行性的协商方案，这样更具有实效性。其实北韩已经亮出了自己底牌，所以中国如果能尽快促成可行的方案，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要解决其实是很简单的。2002年10月份美国提出北朝鲜的铀开发的问题，可是美国至今还拿不出确定的证据。因此，美国是真想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还是有别的政治意图，值得注意。
当时韩日的关系特别好，日本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现在跟美国勾结在一起，美国又帮助日本激起军国主义的复活，走向右倾，因此在亚洲，日本在政治上的角色看不到希望，很难看到日本会有积极的姿态。日本像个恐龙，有很庞大的经济的躯干，但政治的头脑很小。
人物周刊：作为386世代的重要一员，您怎么看金大中先生？他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任钟皙：对前总统金大中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是最高的。他在野30年当中，度过了好几次的危机，他把韩国的民主政治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第二，他把紧张和对立为特征的南北关系转化为和谐与和解，促成南北首脑的会晤。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韩国度过了金融危机。
当然，作为有着这么长时间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他脱离不了他身边很普遍的官僚腐败现象，在这方面，他是不自由的。至于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未能更恰当的调整经济结构，这些弱点确实存在，但是他在总统执政期间，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还有国民的公积金制度，都是非常具有长远眼光的。这样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在韩国历史上会得到更好的评价。
人物周刊：在政治上采取威权主义，经济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以韩国为代表的这种政经发展方式被称为“东亚模式”，您自己怎么看？
任钟皙：在世界经济这样一个大结构下，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走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不可避免的，韩国当时也是这样的。但当经济发展已解决温饱后，就要着手人权、文化、自尊心的培养，这是必然的。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弊端，有很多问题会被搁置下来，比如贫富差距，这就必须提前为这些问题做准备，包括信息共享，更坦率的和国民交流。
韩国经济起步时期是全斗焕的军事政府，过分地独裁，为韩国的民主化发展构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强调，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一定要和国民坦率地就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一起来解决。
姜帝圭 改写韩国电影史
1999年以前，韩国人不上电影院看电影，也不看本国电影
《生死谍变》上映后，一切都改变了
本刊记者 陈静 发自韩国
28个奖杯在座椅后面，每一座都是一个奖项，它们的主人都是姜帝圭－－一位韩国电影界的大人物，任何书写韩国电影发展史的人，都无法绕开他。
四月末的汉城，暑气渐盛。这位有“韩国张艺谋”之称的导演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
年过四十的姜帝圭，温文尔雅，着一件深蓝色的卡通T恤，展示了一个与韩国正统精英背道而驰的形象。他的办公室之外，是整一层楼的开放办公场所。
韩国导演拥有自己的公司很不容易，《我的野蛮女友》的导演郭在容曾羡慕地说－－只有姜帝圭才能有自己的公司。原因之一在于汉城的地价之高实在骇人，结果，往往是导演的办公室有多大，他的名气就有多大。
这一标准，完全适用姜帝圭。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无数的韩国名导演金基德，曾替自己的同行排了位次，其顺序是－－李昌东、姜帝圭、金基德。
他的两部代表作－－1999年的《生死谍变》以及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中国多数年轻观众并不陌生。特别是前一部电影，被视为点燃韩国电影复兴的火炬，一扫之前韩国电影的颓唐局面。
为韩国电影搭建框架
着迷电影的原因很简单，姜帝圭将之归结为自身的艺术天分在起作用，在姜帝圭眼中，韩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极高艺术禀赋的民族。
高中毕业之后，姜帝圭进入韩国中央大学电影专业学习。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助理导演，开始边写剧本，边熟悉导演工作。5年后，他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银杏床》。
这部取材于韩国神话传说的电影，讲了一个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由于家族问题不能在一起，死后变成两棵银杏树。这部电影的最终上映却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着20多年历史的电影剪阅制度(一种审查制度－－编者注)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分级制度。类似于鬼片的《银杏床》，剧情和动作在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显得很特殊，引起了韩国电影界的轰动。姜帝圭一直想“通过一部电影给韩国电影搭建一个框架”的愿望实现了。
这部电影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韩国第一部获得银行贷款的影片，其最终回报率高达30%，投资人非常满意。适逢当时亚洲金融风暴，手中有资金的韩国企业苦无出路。投资电影成为重要的投资模式。而电影业又因为有保护本土电影的“银幕配额制度”(Screen Quota)，保证国产电影每年146天的上映时间。为此韩国政府建立了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管理投资电影的资金。因此，现在韩国普通人都知道，拍电影的人都很有钱。
《银杏床》的成功让姜帝圭成了投资商们争夺的焦点。他迅速开始了第二部电影《生死谍变》，获得了25亿韩元(约2000多万人民币)的投资，而当时平均一部电影的投资是15亿韩元。
改变观众观影习惯
姜帝圭语速舒缓，儒雅淡定，染成褐色的头发使他更显年轻，很难想象，他竟是1999年韩国电影人“光头运动”中第一个剃光头的。
事情起源于1998年4月7日，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如果韩国政府缓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银幕的multiplex电影院。”11月26日，姜帝圭等人被文化观光部邀请参加“非公开恳谈会”，文化观光部承认，已向美方提出银幕配额制度缩小方案，并称美方要求以后完全废止银幕配额制度。
这一制度如被取消，无疑对韩国电影人的生存提出了最后挑战。从7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银幕配额制度”是韩国本土电影生存的警戒线，而且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已经占据了韩国电影市场的70%，本土电影的份额只有20%。姜帝圭有切身的忧虑，此时他正在筹拍《生死谍变》，“银幕配额制度”如果取消，对他电影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得到政府决定不再保护国内电影市场的消息后，一怒之下，姜帝圭剃了个光头、金基德也剃了光头，老一辈导演林汉泽也剃了，甚至还有女导演林顺礼……150多个导演、演员、剧作家剃了光头，聚集在市政厅，还有人当场剃发。
政府被迫妥协，决定继续维持配额制度，而韩国电影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凝聚力，姜帝圭说这是随后韩国电影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采访时，记者提到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认为银幕配额制度的作用现在已经趋于零的说法，姜帝圭直摇头。
他认为《太极旗飘扬》这样的大制作，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小电影，如果没有配额制度，就没有在电影院上映的机会。但那些艺术的、精致的小电影，是电影产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抗争胜利之后，姜帝圭的“大片”《生死谍变》于1999年末上映，最终改变了韩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先前韩国观众一直心仪好莱坞大片，对本国电影少有问津。
这部影片创造了韩国商业片的神话，仅有4800万人口的韩国有超过60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本土票房高达360亿韩元(约3000万美元)，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在韩国的票房，打开了韩国电影的新局面。
他点燃了韩国人对于本土电影的热情，1999年之后，韩国电影的发展可以用一句俗话“突飞猛进”来形容：李昌东、林汉泽、金基德等多名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相继获奖；好莱坞大片的市场占有率下跌到三分之一，而本土电影上升至二分之一；观众的观影习惯有了根本转变，姜帝圭满有自信地说，“现在韩国观众大部分认为，比起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影更有意思。”
韩国投资最大的电影
去年，姜帝圭推出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这是一部讲述兄弟俩被无情卷入朝鲜战争的电影，票房又一次大获成功。这部电影延续了南北韩题材，投资达到150亿韩元，是韩国电影史上目前为止最高的制作投入。
提及这部电影，他异常兴奋，毕竟这部电影的回报实在没法令他不满意，本土票房有781亿韩元，约6500万美元，在美国、日本相继上映，仅日本票房就有1500万美元入账，下月中旬即将在欧洲上映。
他指着左侧的《太极旗飘扬》海报，问记者喜欢影片中哪一位(主角是两位兄弟)，记者笑着说是“弟弟”。但是问及他自己的想法，却只是微笑，年轻的翻译说：“他从来不和我谈论自己的电影。” 不过，姜帝圭承认加入了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一些看法。
但有许多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太像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甚至把姜帝圭称作韩国的“斯皮尔伯格”，姜帝圭表示他自己想不通，甚至问我们“为什么”。其实，他透露参考较多的则是电视剧《兄弟连》和一些反映战争的纪录片。
对这部电影最好的评论来自美国。他记得很清楚，一家美国网站投票选出2004年最受欢迎的电影，《太极旗飘扬》位列第一，而奥斯卡的热门影片《飞行家》和《超人特工队》只分别排第9和第10。
但和《生死谍变》一样，《太极旗飘扬》也未能进入中国市场，当他知道中国的年轻人看他的影碟时，却开心地大笑，补充说这样也很满足。
给艺术家的自由，姜帝圭认为是韩国电影兴盛的最重要因素。如果电影剪阅制度没有取消，那么他的两部电影根本就没有拍摄的可能，“肯定拍摄之前就被文检部删下来了”。1998年前他有过这样的遭遇，两个完成的剧本没有能通过审查：一个是描写小学老师的不良行为，另一个则是讲述全斗焕政权时的一所学校，专门将地方上的流氓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但这个过程中不少无辜的人被卷入。
“如果中国电影有分级制，中国的电影产业会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和大多数韩国人感受到生存危机一样，姜帝圭用开玩笑的口吻表达他的担忧：“我很害怕啊！”
韩国电影国际化
28座大大小小的奖杯，没有一座来自国际电影节。
“我不在意能否在国际性的电影节获奖。那种电影节有自己需要的电影，但对我来说不是很有意义。我为什么存在？是因为观众。观众和我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其他东西都是附属的。我周围有很多为了电影节得奖而拍电影的导演，我不能理解。”
他一边说，一边摘下眼镜，轻轻摇晃。“我希望的是商业和艺术两者结合，换句话说，不是俗气的商业电影，而是有品位的商业电影。”
“我的梦想是韩国电影国际化，不仅是韩国观众，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看到有品位的韩国电影。《生死谍变》上映前，日本有一半人不知道韩国在地图上是哪个位置，日本人因为这部电影对韩国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从中我感到自己工作和生存的价值，也有一种使命感。”
他准备拍3部电影，他的公司也不再接其他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电影创作。他把目光投向了亚洲、美洲、欧洲，接下来的一部电影就将采取和美国合作的方式，因此，影片的题材也将走向国际化，不会选择太有韩国特色的故事。不会像他公司前段时间拍的电影《那时候、那个人》，一部韩国特色的影片，讲述朴正熙总统遇刺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说，中国人对朴正熙时代不太了解，就很难理解里面的故事和有意思的地方。
说起他欣赏的导演，因为语言不通，直接站起身找影碟－－《红豚》，随意地把眼镜叼在嘴里，一看都是“韩文”，无奈地笑起来。
他很欣赏周星驰，觉得《少林足球》和《功夫》都很不错，但理由和喜欢宫骑骏一样，因为他们的想法很滑稽，是和他不一样的人。
以前也很喜欢张艺谋的电影，但是最近的《英雄》和《恋人》(即《十面埋伏》)，看不到对人性的爱。他和冯小刚是不错的朋友，认为他是中国有希望拍出好电影的导演。
自始至终，笑容似乎一直挂在这位大导演的脸上，他承认自己是感性的人，很坦诚地告诉记者，最近第一次感觉到幸福。以前一直认为想象中的幸福很远，不知道如何去拿，现在明白幸福离欲望很强的人很远，不想太多，反而觉得很幸福。至于人生的意义，他笑言，要继续活着去探索。
徐秉文 韩国 乘着“韩流”前进
1998年，时任总统金大中宣布：“21世纪韩国的立国之本，是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
如今,在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韩流正席卷整个大中华区。
本刊记者 陈静 发自韩国
相信拥有童心的中国人，只要看到流氓兔的卡通形象，没有不乐的。但是很少有人从流氓兔一下子联系到韩国－－韩国文化的各种符号，悄然而坚定地影响着中国的新一代人。
不仅仅是一只兔子，还有布高娃娃，还有在线游戏，还有令陈天桥一跃为中国首富的那部原创自韩国的《传奇》。短短数年，这个半岛之国的文化产业迅猛地发展着，持续不断地冲击中国市场。几乎在每个晚上，许多中国家庭的成员，坐在电视机前，被韩国的电视剧吸引；甚至一个韩国影星的自杀，也牵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心。
韩国卡通、在线游戏、电视剧、电影等，大有超越日本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地位之势，“哈日”逐渐让位于“哈韩”。
已经成为产业的韩国文化，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正在强有力地分割中国文化市场的份额。“韩国文化产业(Content)振兴院”的成立，有力证明着，韩国意识到了这将是21世纪重要的产业之一。
自感危机，之后振兴。短短几年，韩国文化产品已经占据全世界市场占有率的1.5%，虽然远低于美国的65%，日本的25%，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韩国竟然占有其中的1.5%，成绩卓越自彰。中国之大，市场之庞然，我们的产品在哪里？
韩国在行动。2000年，《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颁布，在法律上规定鼓励和建设文化产业。2001年8月，文化产业振兴院成立，随后，在洛杉矶、伦敦、北京都设立了代表处。虽是政府机构，但具有为民间企业服务的性质，院长也是有着在三星公司工作20年的民间专业人员担任。
2005年4月27日上午，院长徐秉文，在挂着一幅电脑制作的、名为《韩民族梦想》的、身着历史服装的韩国人民大合照的会议室里，接受了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
人物周刊：韩国对于文化产业的界定怎样？
徐秉文 ：“产业”带有商业的性质，包括漫画、动画、音乐、电影、演出、网络游戏，手机内容等有关领域，电影和广播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纯粹的文化艺术，音乐、美术等，由另外一个机构“文化艺术振兴院”负责。
人物周刊：成立振兴院的动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金大中总统把文化产业和生物技术列为21世纪重要的产业。
徐秉文： 2001年，不仅仅是韩国，包括美国和日本，互联网的普及和数码时代的到来，对文化产业的需求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很多，所以我们按照需求建立这个振兴院。而且，2000年韩国IT业发展迅速，和IT紧密相关的就是CT(文化技术)，建立振兴院也是为了促进CT的发展。
人物周刊：同样是东亚国家，为什么你们一想到就可以做成呢？
徐秉文：现在还不能说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韩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在中国受到欢迎，中国把这个称作“韩流”，自1999年算起历史不过5年多，现在说成功还为时太早。
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落实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韩国IT业发展较快，4600万人口，3000万人使用互联网，3600万人使用移动电话，1700 万个家庭中1180万已经加入宽带，比例非常高，全世界数一数二。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美国也把韩国看作一个测试的市场。
人物周刊：有政府背景的振兴院具体如何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徐秉文：主要是制定产业政策、统计、支持鼓励技术开发，最重要的是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还有和国外合作等。
振兴院不是直接负责人才培养，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大学机构进行培养，这样的机构全国有130多个。比如在动漫领域，最重要的是对已经工作的人进行再教育。
人物周刊：您在中国提到，韩国有一种“风险企业支援制度”，能谈谈这方面的优惠措施吗？
徐秉文：不是具体的金额，而是提供相关信息。因为风险企业的初期非常困难，缺少信息和资金，这栋楼上就有风险企业的孵化机构。另外去年中国有一个互联网博览会，振兴院就带领愿意参加会议的韩国企业去。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会做什么？
徐秉文：中国的文化部门对文化产业相当重视。我们接待过的中国客人最多，四川省文化厅也来参观过，我们觉得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韩国也介绍中国文化，有24小时播放中国电视剧、电影的电视频道(Hao TV)，中国有名的导演张艺谋，在韩国也有很多影迷，我也看了很多中国的电影，中国的文化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在动画领域，很多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当地企业共同制作，产品甚至出口到第三国，合作十分活跃。
人物周刊：网络游戏和中国的合作现在怎么样？
徐秉文：据我所知，盛 大并购了韩国游戏开发企业，它现在主要做推广。在线游戏，中国目前发展很快，技术也不错，现在主要做共同营销。
崔皖奎 让韩剧到亚洲攻城掠地
中国的电视剧让人汗颜，制作条件恶劣的韩国电视剧，为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内风靡中华文化圈？
从一位剧作家的口中，我们发现韩国的电视剧与众不同，这种不同，恰恰是我们丢掉
的。
本刊记者 陈静 发自韩国
访韩期间，一部以韩国16世纪抗日名将李舜臣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海神》正在热播，连地铁里，该片的宣传广告也频频出现。
崔皖奎正是《海神》的编剧。
虽然他的作品至今没有在中国大陆播出，但在韩国，崔皖奎是最活跃的十位电视剧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在港台播出的不少，比如《商道》和《All in》(中文有译作《洛城生死恋》)；而他最有名的作品《医道》，最近刚在香港翡翠台和台湾华娱台播出，是和《大长今》一样在韩国极为受人欢迎的长篇历史剧。当下的韩国，偶像剧逐渐走下坡路，而反映政治角力的历史剧悄然走红。
2005年4月27日下午，我们赶到他在汝矣岛的公司，典型的公寓房，门口却有一大堆鞋子，原来这里聚集了20多个作家，崔皖奎除了自己写作外，还要指点他们。我们的访问好像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机，他正在为下周即将播出的一部电视剧绞尽脑汁，原本昨天是向电视台交稿的日子，无奈拖到今日，但又不忍无情地取消我们远道而来的访问，还是破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焦灼和不安，不停有电话打扰。
身穿一件橙黄色宽大体恤，宽松的居家裤，赤脚，崔皖奎好像整个身体都埋在了沙发里，不停地抽烟，声音有时如细丝般微弱。头发一缕一缕地搭在眼前，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没有睡觉，临近崩溃的边缘了。他说，这是韩国剧作家的常态，接下一部电视剧，好几个月都将延续这样的状态。
在韩国电视剧编剧中，他非常幸运。偶然的机会，参加电视台编剧的选拔，作品一下被选中，于是当上了编剧。而且作为新人，一年后就创作了一部长篇《综合医院》，100集的片子，反响很好，很快站稳了脚跟。1993年至今，10多年来他的创作没有间断，主要作品已有 10多部。
在韩国，电视剧编剧的收入相当高。按照他提供的数据，一部50集的电视剧，编剧的最高收入大概有15亿韩元，而在大公司工作5年以上的白领，月薪也不过500万韩元。崔皖奎凭借勤奋和才气，已经站在了收入最高的编剧行列。但是他对于是否幸福的回答却坦率得惊人：“我一点也不幸福，需要休息，4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没有谈过恋爱，只能通过电视剧来表达心中的情感。”
边播边写的创作方式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的拍摄方式是边播边拍，编剧也是边拍边写，这种创作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崔皖奎：边播边拍，并不是我们愿意这么做的。因为韩国电视剧制作条件恶劣，编剧也是，没有条件像中国、日本、美国一样，写完、拍完之后才播放，这样是最好的。我现在这么忙也是为下一周要播的情节而在写作。但是这种做法的长处在于，在播放过程中看观众对哪些人物感兴趣，以后的故事就可以围绕这些人物来写。《医道》几乎没有改动，反映比较好；《All in 》的结局原来是悲剧，其中一定要死一个人，但观众说不行不行，所以后来改成一个美好的结局。
人物周刊：编剧如何知道观众的反应？
崔皖奎：可以看网络上的视听留言，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有的电视剧甚至在网上采取让观众投票的方式，希望主人公结局怎样，然后做出选择。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经常被人批评的一点是节奏缓慢，这是因为经常延长剧情造成的吗？
崔皖奎：韩国电视剧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受欢迎而延长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说在中国放映的《人鱼小姐》，因为比较受欢迎，不断延长，延长了很多，以致后来受到批判。《医道》也从原来的50集延长到64集。但是电视台要求的话，我们只能这么做。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的看法，最希望怎样做？
崔皖奎：我最希望的是像中国一样，把所有的电视剧拍完以后，交付到电视台。但韩国的比较长，有五六十集，一下子拍完交付也比较困难。我觉得短的16～20集的电视剧，可以先做完交给电视台；而长电视剧，可以先拍完一部分，不像现在这样，还要准备下一周的内容。
人物周刊：编剧如何处理原来对于作品的构想和观众的反映之间的矛盾？
崔皖奎：这两者都很重要，编剧本人刚开始的意图，要传达的信息一定要传达到，但更重要的是观众的要求，观众如果乐意看我的电视剧，我会非常高兴。编剧的意图和观众的想法之间有紧张度，一定要均衡地处理。
人物周刊：中国的电视剧有很多改编自小说，在韩国，电视剧编剧是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吗？
崔皖奎：韩国有专门的人写电视剧，写小说和写电视剧很难联系在一起。以前喜欢写作的人会喜欢写诗，写小说，但现在大部分人喜欢写广播电视剧，想当剧作家。据我所知中国编剧最高的稿费一集250万到300万韩元(约人民币2万多)，而韩国要高出10倍，当然剧作家中收入差距也很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笑)。
人物周刊：《商道》已经是一部小说，电视剧的改编有什么不同？
崔皖奎：在韩国，把原来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不是照搬原来的内容。比如《商道》，15%的内容来自于小说，而85%的内容都是自己创作的，韩语叫“加色”。这可以认为是全新的创作，最终的作品和原创得到同样的认可。《商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历史人物，电视台先决定要拍他，之后才发现有这样的小说，于是做了参考。而且小说本来不是最畅销的，电视剧播放之后，小说也变成最畅销的了。
《人鱼小姐》在我看来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韩国人离不开电视剧”，韩国普通人对于电视剧的态度怎样？
崔皖奎：全世界播放电视剧最多的是韩国。韩国每周收视率最高的都是电视剧。但目前制作条件不是很好，大部分剧作家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补充能量，学习一些新的理论，可是没有时间，这样作品的质量也会下降。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现在十分受欢迎，有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崔皖奎：15年以前，韩国和中国一样，也是引进日本电视剧，当然现在中国引进很多韩剧。我们看日本的电视剧获取灵感。现在韩流的影响使大部分韩国电视剧出口到中华文化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这里有很多优秀的受到好评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好的作品，我很担忧，也觉得惭愧，这样的作品会影响到韩国的形象。为了在中华文化圈维持韩国电视剧目前的地位，必须要改善制作条件。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受到很大欢迎，你认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崔皖奎：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现在的情况确实是韩国电视剧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获得了一定成功。我最近常往来于日本韩国之间，《All in》已经在日本放映两集，反响很好。我认为韩国剧作家的成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很长，中国受到韩国电视剧的影响后，电视剧质量也会提高，就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力。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的题材比较狭窄，爱情剧、生活剧，现在也有一些历史剧，但很少有反映现实社会的题材。
崔皖奎：韩国人的口味是“代替满足”，把自己看成是剧中人，想象自己是灰姑娘或者一下成功等，一般不想看到现实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中国的电视剧《流星花园》受到欢迎的原因，这和韩国人的口味有相似之处，不存在好坏问题。
人物周刊：韩国电视剧情节雷同，比如有钱的女人都是坏女人，可怜的漂亮的女孩都会生病等，你怎么看？
崔皖奎：你们看到的只是韩国电视剧的一部分，韩国也有除了刚才谈到的主题以外的很好的作品。出口到中华文化圈的大部分作品，是因为它们受欢迎。但是受欢迎和好的作品是两码事，《人鱼小姐》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不合情理，受到了很大批判，我更愿意像《大长今》这样的看起来舒服的作品出口到国外。
人物周刊 ：了解中国的电视剧吗？
崔皖奎：对大陆的电视剧接触很少，但是对香港的了解比较多，知道周润发、张国荣等演员，不太喜欢武侠连续剧，虽然自己写了不少历史剧。最近的项目是要写《101次求婚》，这是一部日本的电视剧， “加色”重新创作，然后把剧本交给中国，很快会在上海开始制作。中国的制作成本比较便宜，场景的设计布置也比较好，重要的是中国有广阔市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韩国很多剧作家会到中国去。
人物周刊：韩剧作家来中国创作，不了解中国国情，能得到中国观众认同吗？
崔皖奎：这不会是很大的障碍，一般的剧作家按照普遍价值的理论进行创作，中国人认同、韩国人也认同的普遍价值，而不是从属于某个国家的特点。即使有这样的特别情况，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根据中国的价值观作一些调整。
全仁权 韩国“崔健”
年轻的年长的都还在听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们虽然喜欢我，却不理解我的想法，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唱歌
儿子喜欢我的歌，他父亲也可能喜欢听，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像我一样。这是韩国
社会最大的问题
韩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想到很多事情应该做，可是他们太聪明，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韩国
雄踞乐坛20年
压抑而沉静的夜色里，烟火璀璨的聚光灯深处，一把苍凉、嘶哑、高亢而悲怆、充满野性的声音，突然如岩浆般爆发出来，整个场馆也随之陷入梦魇状态：全场一会儿寂静无声，仿佛被他的嗓音迷惑了；一会儿是无数点燃的蜡烛和灯光，无数双舞动的骼膊，无数有节律地追随和唱和的声音，一种奇异的齐整的美，和万人同心的沉着和坚毅，同时呈现出来。
2000年初夏，作家余华应邀访问韩国，在著名的延世大学体育场，看到了这样一场露天演唱会。
在他的歌声面前，必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张开身体的全部毛孔，浸润，然后被震撼，被击中；或者是受不了其生命力的强悍压迫，战栗着，捂着耳朵逃开。
他的歌声里，能听到韩国的历史和现实。
这把有金属般质感的声音，出自全仁权的喉咙。全仁权，雄踞韩国摇滚乐坛二十多年的传奇人物。他自己也不无骄傲地说，自己的歌声，自己声嘶力竭的呐喊，是“像农夫一样拼命地劳动”。
1952年出生于汉城的全仁权，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从小的梦想是成为画家。因为不喜欢学校的死板的教育制度，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在家。他跟二哥学会了弹吉他。19岁那年，全仁权第一次听到Beatles的《IMAGINE》，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决定要当一个约翰·列侬那样的歌手。
1972年，全仁权开始到酒吧演唱。父亲去世后，他倾尽所有家产放手一搏，走遍韩国的酒吧、饭店和夜总会进行演出。迄今为止，他已做了大小近三千场表演，这一纪录，在韩国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1980年代早期，由他任主唱的“野菊花”乐队成立。1985年9月，他推出了著名的《野菊花－－第一张专辑》，在当时的韩国唱片市场上创下不可思议的销量－－80万张。1986年，《野菊花－－第二张专辑》发表，同样引起了轰动。在20世纪末评选的“韩国流行音乐一百大金曲”的活动中，全仁权被评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003年，时隔14年后，全仁权带着他的第3张专辑－－《Destiny》(《命运》)重新现身歌坛。他这样回答别人的疑问：“做不出像《进行》、《爱后》(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样的名曲，出专辑有什么意义呢？”
10多年里，这位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艺术家始终处于非议和质疑中。他的婚恋，他的多次吸毒记录，都曾被社会广为关注。而他的对抗方式是：避开媒体、戴墨镜、隐居。
今年2月，全仁权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的朋友、曾在电影《太极旗飘扬》中有出色表演的女影星李恩珠自杀身亡，全仁权与她的关系受到猜测。但在葬礼上，全仁权仍然公开露面，还演唱了李恩珠生前最爱听的歌－－《不要担心》，据说是全仁权特意写给她的。
这是我今晚第3场演出，声音不好
全仁权显然颇为重视这次访问，他把见面安排在uncle tom－－一个远离汉城市区数十公里的演唱俱乐部里，就是为了让中国记者先看一场他的演出。
他的韩国朋友正筹划在北京开一场由全仁权和崔健共同出演的演唱会，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是要看看能否用音乐打动我们这些不懂朝鲜语的中国来客，当夜的演出，将是未来北京演出的试金石。
“你看完后再做评价。”在暗淡得几乎看不清面部表情的二楼，全仁权仍然戴着墨镜。
这是个极有明星气质的人物，当小个子的他一头膨发一副墨镜一袭黑色便装西服大踏步走进来时，仿佛有一个声音无声地提醒说：“嘘！别说笑，看谁来了！”
临开场前的10分钟，全仁权腰杆挺直地坐在黑皮沙发里酝酿情绪，年轻的女助理紧张地帮他整理头发，以让他本来就如静电着火般伸展开来的卷发更具爆炸性，他则自顾自地用食指急促地敲击着桌子，嘴里发出鼓点般密集的节奏声。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喑哑干涩，“这是我今晚第3场演出，声音不好。”不时抓起一瓶冰冻矿泉水，往喉咙里猛灌一口。
12点，全仁权带领乐队登台，灯光起，背景幕布上打出一行字幕：全仁权和他的不打仗的人们。掌声。
一小时时间，全仁权唱了近十首歌，摇滚，民谣，节奏舒缓的情歌，英文的，韩国歌－－台下的观众无一例外地被他感染了，跟着他唱，挥动手臂。
演出结束后，拍照，合影，驱车前往市区宵夜。他坐在司机旁边，一边声调正常地和朋友说话，手不时伸向窗外，张开，好像身上的热量还没有消散，只有4月夜晚的寒风，才能帮他冷却下来。
“这里的螃蟹很好吃。”带领一伙人脱鞋、盘腿坐下后，他解释他为何经常光顾这家韩式小饭馆的原因。
全仁权颇有幽默感。“Can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他突然问身边的本刊女记者。“会啊。”我的女同事回答。他的答复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 .”(我不会)
舞台上的他也有这种能力，往往一个手势，一句玩笑，就把观众逗乐了。
正式采访开始前，他已要了瓶北京二锅头式的白酒，自斟自饮，时不时抿上一口。女助手则在一旁照顾着，拨弄一下他的头发，或给他的满嘴胡须喷些液体。
“我喜欢你们的报纸、杂志，我喜欢进步的、能记录历史进程的东西。”听完本刊记者的介绍后，全仁权沉静下来，如此表达。
开始我是体制内的，后来才发狂
全仁权：我喜欢你们报纸和杂志，你们是在为自由工作。我喜欢自由，可是我没有享受过。我想吸大麻，可是他们(指民众)不喜欢，批评我。只是因为金敏基－－我喜欢的导演，他劝我不要吸，我这才不吸了。在韩国不能如愿的事情太多了。
人物周刊：我在您的歌声中听到了愤怒，您对韩国的现状不满意吗？
全仁权：我愤怒了30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自由，愤怒也就成了习惯。到现在，愤怒，对社会的批评，已经流到了我的灵魂和血液中。我为什么成为我呢？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太沉重了？我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人物周刊：中国歌手崔健也是从《一无所有》开始，表达他的愤怒，很抱歉我们不了解年轻时代的您，您一直是这样的吗？
全仁权：我的情况和崔健完全相反，开始我是体制内的，没有多少愤怒，后来慢慢变得愤怒了。开始我不是这样的，后来才发狂的，很多人都很惊讶。但我觉得，可以让人惊讶，这说明是件好事。如果你变成小偷，我想是不会有人表示惊讶的。
人物周刊：在我们看来，韩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韩国国民也能享受到很大的自由，那么您的愤怒和呐喊，根源是什么？
全仁权：我年轻时非常羡慕那些大学生，他们批评政府，追求自由，而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从来没有投身社会运动的机会。当时我20多岁，我们的力量太小，对社会产生不了大的影响。等到自己有了能力，就想做出好的音乐。
我们在音乐上有个概念－－狂欢。狂欢－－非常高兴，非常开心，韩国人是很喜欢这种兴奋癫狂状态的。我们乐队的名字叫野菊花，非常正确，1980年代的 “野菊花”，像光州事件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整个社会都轰动了。因为我们知道韩国人到底喜欢什么，知道哪一种选择可以给韩国人带来真正的希望，知道如何让民众获得希望，但是韩国的领导层却不想这样。政府的做法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我们的无力，所以才有呐喊。
韩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人物周刊：这30年来，你有变化吗？
全仁权：我们后退了，尽管当时我们是先进的。
人物周刊：后退？
全仁权；是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妈妈，都在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歌手？一些亲友和朋友也骂我们。尽管我们没有变，但我们毕竟也是普通人，有时也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30年来韩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全仁权：完全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改变。朴正熙总统他们总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却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花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韩国的文化仍很薄弱，所以像我这样52岁的人还要每天晚上辗转3个地方唱歌，我们乐队才有饭吃。
人物周刊：你在开玩笑吗？
全仁权：我们乐队是13个人，我要照顾他们。他们也不完全了解我，因为年轻人和我的生活经历相差太多。(在翻译的间隙，他插话说：你们采访的态度非常认真，这和我很接近。)我想做个小孩子，自由自在，可我被迫得做个“老大”。
人物周刊：可是我听说您还可以接拍广告？
全仁权：我赚钱是比较多。但我希望的是：不要去谈论钱的问题，请我来唱歌就是了。
人物周刊：中国有个著名歌手叫罗大佑，对中国现在三四十岁的那代人很有影响力，但现在他的听众中年轻人少了，您的情况呢？
全仁权：年轻的年长的都还在听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们虽然喜欢我，却不理解我的想法，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唱歌。儿子喜欢我的歌，他父亲也可能喜欢听，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像我一样。这是韩国社会最大的问题。韩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想到很多事情应该做，可是他们太聪明了，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人物周刊：您理解的韩国人是什么样子，或者说韩国人的国民性？
全仁权：韩国人很聪明，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不知道如何执行。
人物周刊：现实如此残酷，那您会怎么办呢？
全仁权：我是非常乐观的人，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我希望能让我身边的人过得更加幸福，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但)我也是一个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的人。
李恩珠，我和她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人物周刊：您有过自我怀疑，自我动摇吗？您吸大麻是否与此有关？
全仁权：我向往幸福，我会量力而行，不能做的事情而勉强去做，只能好事变坏事，没有任何益处，甚至要坐牢。你能明白我的困惑吗？(全仁权因吸毒而几次被抓－－编者注) 你知道吗，有部美国电影，就在讲一个人为了自由而出走的故事。
我希望喜欢我的人得到幸福，但是他们看我们的方式，是把我们看作吸大麻的中毒者。比如说我女儿要出嫁了，她被人歧视，说是“那个吸毒者的女儿”。这样就让我继续对社会愤怒，让我继续唱歌。奇怪啊！正因为我唱歌时的愤怒和不满，他们反而更喜欢我的歌。
人物周刊：您唱了这么多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唱下来的？
全仁权：我非常爱我的年轻，这让我52岁还站在舞台上。我现在住在山上，我非常爱山，我觉得山很安静，培养我的灵魂。
人物周刊：您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
全仁权：如果没有接触音乐的话，我会做画家。小时候我是非常寂寞孤单的人，山是我的朋友。
人物周刊：一般艺术家的个人生活会不太顺利，您呢？
全仁权：我的家庭非常幸福，特别是我的孩子都非常健康，我觉得，只有家庭平安幸福，才会有自己的自由。
人物周刊：您在家里也会表现舞台上的那种愤怒吗？
全仁权：(笑)偶尔。但我的孩子不管我这些，我和他们争论问题时，如果我是那个样子，他们就会不理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爱他们的。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一直戴着墨镜呢，就像香港的电影导演王家卫？
全仁权：墨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我回家是先下墨镜，现在是先脱衣服。
人物周刊：您的歌声中总是充满生命力，对生命的爱，有死亡吗？您怎么看待死亡？
全仁权：没办法了解死亡，也不需要。尽管我有时候也会悲哀，伤感，但生命是应该享受幸福的，所以我不让我的人生承受对死亡的恐惧。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的朋友李恩珠自杀了，听说您特意为她写了首歌？
全仁权：我和她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她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满意的人，她特别善良，而且非常照顾和体贴别人。她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因为她父母离婚之后，她母亲爱买东西，她经济上的压力特别大。出事后，她母亲不想见我，当然现在也恢复正常了。你知道吗，我跟她见面时，从来没戴墨镜，不想遮住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是很漂亮吗？ (在周围人的善意起哄下，他把墨镜推到额头上，让大家看他的眼睛，他也顽皮地把头转来转去，显示给大家看)
直到后来才找到韩国人的心声
人物周刊：您能向没听过您歌声的中国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音乐风格吗？
全仁权：我认为音乐是有生命的，我到山上寻找声音，我对它们有很深的感情。那里所有的虫子我都喜欢。我13岁时有次离开家，爬到山上住了一夜，开始觉得非常无聊，简直受不了，可是过了30分钟，又觉得美妙得受不了，特别好。
音乐的风格方面，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们看我的表演就知道了。我觉得：在表演当中，能够把真正的自我表达出来就是很好的，一进入气氛，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去过外国观光地演唱，外国人都喜欢，他们说这是韩国的原始的音乐，是真正人性的。
人物周刊：我很好奇，在一个音乐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您却时隔10多年才出新专辑，是什么原因？
全仁权：那段时间很彷徨，直到后来才找到真正属于韩国人的心声，最TOP的。
人物周刊：作为中国人，我们会把您比作中国崔健，您听过他的歌吗？
全仁权：听过。我能听懂他宣泄的情感，他歌里有一些东西。他的魅力在于：他能把他内心的感受，通过摇滚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我也一样，我了解这个过程，这很了不起。
人物周刊：您会唱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吗？
全仁权：我希望做个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帮助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对贫穷的人就给他们捐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提高我的音乐。 我不是一个天才，我如果要去中国的话，一定会拿一些时间做准备。
人物周刊：您幸福吗？
全仁权：非常幸福。我非常喜欢追求和努力的过程，不断努力，不断给人以帮助，这就是幸福。
金敏基 金大中的“亲密战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称他为“亲密战友”
在1998年金大中、以及2002年卢武铉竞选总统的关键时期，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前往拜访金敏基。因为，得到金敏基的道义支持，就几乎是赢得了半个韩国知识界的支持
金敏基，韩国著名音乐家，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领袖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韩国
“你好！”在他的剧场办公室里，一脸微笑、朴实得有如中学语文教师的金敏基，温和地走上来，递过来一张名片，欠身致意。他的办公室本已很狭窄了，还支了张折叠床，卧具随意地摊开着。
如果依照才华和创造力，金敏基本应该一辈子都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衣食无虞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
可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从其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过着窘迫的、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本人多次被捕，挨打，作品得不到发表，已出版的专辑也曾被禁止流通，直到1987年以后才被允许销售。
身为作家、音乐家、戏剧导演的他，现在还兼任汉城学殿剧团团长、学殿小剧场总经理，却仍负债3亿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多万元－－编者注)，他笑称自己是“韩国最穷的艺术家”。
韩国音乐现代化奠基人
金敏基绝对是早熟的天才。还在他19岁时，作为汉城大学美术系一年级学生的他，就已经写出了韩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名曲－－《早晨的露珠》(又称《朝露》)，这首旋律质朴清新、时长仅三分钟的歌曲，迄今仍是韩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杰作。
在1970、1980年代韩国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进程中，《朝露》扮演着凝聚人心、唤起力量的重要角色。当数十百万的韩国民众手挽手地走上街头时，他们口中吟唱的，一定是这支简单却动人心弦的歌曲。
1970年代早期，还是在校学生的金敏基，参与了汉城众多的进步文化艺术活动，他参与并倡导的小剧场活动，以传统假面戏剧的表演形式，有力地折射社会现实问题，成为1970年代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场院剧运动”的决定性起点。
在1970、1980年代，他创作了《工厂之光》，以结合了传统萨满教跳神仪式的歌剧形式，反映韩国工人阶层的生活现实，再次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今天的韩国音乐界认为，金敏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引导韩国音乐完成现代化转变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40岁后，他创作出韩国最优秀的音乐剧作之一－－《地铁一号线》。自1994年5月首演以来，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该剧已演出了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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