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 中国军队与中共矛盾公开化

刘亚洲的声明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中日关系近代史，几个重大关键历史事件一直贯穿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开始、接着是中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但青岛却从战败国德国手中被转交给日本，致而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久之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八年抗日战争，日本战败，中国战胜。虽然中国战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程度的距离反而拉大了。刘亚洲将军是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反思基础上发表声明的。

刘亚洲在这个声明的第二部分点出了中日两国差距的原因。刘亚洲等人认为“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衅，难道不是以我中华民族两百年来的自卑、自大、自缚和自乱为前提的？而这一切，都最终铸成了、甚至还在继续铸造着彼强我弱。而弱、就说不起硬话，弱，就要被人鄙视、弱，就得受制于人。”他这些话是建立在现实的事实依据上面：“日本以其仅中国1/25的国土，1/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美元的人均产值，这是中国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世界银行WB于1995年的新计算法，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而在二次大战后战败的日本和战胜的中国的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

刘亚洲在声明中写道：“约两百年前即180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3%，1900年降为6.2%，1955年降为4.7%，1997年降为3.5%。在1913年，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则为中国的8.5倍。”这些对比的数字说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中国的GDP仍是日本的3倍，但在二次大战中国战胜后的50年，日本超过中国8.5倍。事实上，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宪法，推行宪政，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之后的数十年，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差距在拉大，这个差距的趋势仍在扩大。

另外还有数据说明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日本，例如“日本文盲率为0；中国为10%，1.3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1905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而中国1997年则仅为65%。日本的教育经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9%，而中国则徘徊于2%。我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落后于许多非洲穷国。”一个国家的教育落后，则缺乏人们的创造原动力，那末在现今以全球市场自由经济和科技发展为主导的人类社会中一定是处于落后地位。

讲到人的创造原动力就一定会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的问题，没有这两项自由就根本谈不上创造原动力。我们再看看中日两个对比：“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在193个国家中排名第173。日本文化，只不过是华夏汉唐文明的一个分支。既然中国人不懒不笨，那日本人凭什么能后来居上？凭励精图治，凭优胜劣汰的制度优势。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刘亚洲身为一位中共现役高级将领把问题提出来了，但胡锦涛不准他召开军方“中日关系研讨会”，要方设法把问题掩盖起来，这是很愚蠢的驼鸟政策。

刘亚洲在声明中把中日两国的差距归结为人文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别。他写道：“而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刘亚洲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政治制度的落后，向中共政权挑战。

刘亚洲等人在声明中呼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文如下：“创造一种机制，展开中国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共商国是，以形成全民共识，寻求一种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刘亚洲将军等人抛出了这个球，提出这个要求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情，更符合中国百姓的要求。我希望中国政府接这个球，同样，民间也应该接这个球，我们《独立评论》制作组作为民间的一个小团体愿意接这个球，共同商议，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我到纽约参加“声援百万人退党自由民主大游行”的活动，在那几天里，我把刘亚洲将军等人的声明和许多朋友交谈，并询问应不应该接刘亚洲将军的球，他们一口同声回答要接这个球。可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

我们应该研究刘亚洲将军提出的呼吁，并提出我们的意见，供各界参考，希望更多的不同声音和意见出来，以形成一个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

我们《独立评论》制作组先带个头，对刘亚洲将军作个回应。由一群中国军队中现役高级军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其意义深远重大。我特别注意到这句话：“展开中国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共产党似乎不在对话之列。这个写法很微妙，在中共政权高层对外公布领导人的新闻消息大都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称呼；对外发表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并列，都是以中共放在前面。而在实际政治操作又是中共中央领导国务院，党领导一切。那末如何真正实现政府与民间力量对话呢？在我看来，应该是政府和中共分开，政府不受中共的领导，才能达到刘亚洲将军的要求。

怎么样来实现刘亚洲将军的呼吁就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将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扮演中共的私家党军，以维护中共一党私利的角色，还是扮演真正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看护神的角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和立场，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个问题点到了要害，中国军队领导人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刘亚洲将军在《信念与道德》一文中讲道，中国军队拥有众多的改革派精英，自许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不会缺席。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己经成了腐败的党，是特权既得利益的团体，己经丧失了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在这个腐败的党绝对领导下，人们怀疑中国军队的改革作用。既然军队要参于政治改革, 中国军队领导人面前有两条：其中一条路是中国军队仍在中共严密控制和领导下，以貌似改革者面貌出现，但仍然执行中共的现行政治路线，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不会有前途，也不会改革成功。另一条路是中国军队完全摆脱中共的严密控制和领导，真正成为中国国防军，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扮演真正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看护神的角色，这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政治力量。这才是刘亚洲将军和他的同伙们应该走的道路，将会在中国历史上名留青史，功德无量。

最近几个月，退出共产党的活动正在海内外热烈兴起，己有超过一百万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退出共产党和相关组织，我们简称“退党”。在此，我们《独立评论》制作组回应刘亚洲将军的呼吁，也向刘亚洲将军提出呼吁，中国军队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愿和民间力量合作介入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军队领导人的第一个政治改革行动是要想方设法摆脱中共中央对军队的严密控制和领导，秘密的退出中共组织，巧妙的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回顾历史，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执行中共中央绝密命令，向学生、工人和市民开枪镇压民主运动。那场镇压挽救了中共政权，但丧失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军队的信任和尊敬。因此，今后中国军队无论如也不能执行由中共中央发出屠杀百姓的密令。在中国现在政治局面下，中国军队领导人怎么做才是上策呢？我建议你们大批的、秘密的退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刘亚洲将军声明的目的。

一旦中国军队自师级以上至中央军委的各级领导人秘密退出共产党，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那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立即挎台。中共政权一直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用军队威吓百姓和各级政府。当中共中央号令失效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将依靠各级政府的运作，依靠全国百姓的合作和军队对政府的支持。当这个政治局面出现之后，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相当容易推动了。但是，中国军队不能走军政府的道路，在世界各国的现近代史中，军政府的寿命都不长，名声也不佳。结束了中共一党专政之后，应推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

在中国军队领导人秘密退出共了产党之后，应该把中共规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的规定取消，把共产党组织从军队中清除，把党军分开，也把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人员和机构从军队中撤消，真正的把中国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国防军，不受任何党派的领导。只有这样，中国军队才能成为改革力量，人民才能信任军队是改革力量，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作用。

其实，当中国军队成了国防军，有了法律地位，其军队的尊严也提高了，并且，现役和退役军人的福利待遇将会有法律保障，就比较容易吸收优秀人才进入军队，对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是大为有利的。可见，就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而言，中国军队国家化都是正确的方向。

伍凡
200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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