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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宣传部部长高勇:35岁正厅级39岁阶下囚

 2005-04-21 14:4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公诉人建议判处高勇死刑的那一刻,高勇努力维持着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他开始请求免于一死。

  这是4月13日至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高勇期间,让旁听者难忘的一幕。曾任四川省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勇,因受贿等罪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高勇生于1965年,31岁成为副厅级干部,35岁升为正厅级,一度“星”光耀眼。但是这颗“星”的暗淡也来势突然。坐在被告席上的他,不过40岁。这颗政坛“流星”蹿升和滑落的轨迹,引人深思。

  如日中天的年轻政坛明星

  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大学毕业生进机关当公务员,一年见习期满转正后才能任科员,而由科员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正处、副厅,每级至少都要2年~3年。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至少需要14年~18年时间,才有可能担任副厅级干部。

  但高勇在大学毕业后一年时间里,就实现了从科员到副科长、再到科长的“三级跳”,并在9年时间内升到副厅级。这9年,高勇还从本科生成为一名博士生。年轻、高学历、高职位,在四川省,他一度被看作是“如日中天”的人物。

  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后,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任职3年。他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并引资 4800万元。在资本市场上展现出能力,高勇被中国证监会看中。1999年~2002年,他的任职经历,主要是在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

  截至目前,高勇被查实的受贿案底,多和他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案发“世纪中天”

  2004年,已被贵州省遵义市检察院逮捕的上市公司“世纪中天”老板刘志远,向办案机关提出要面见中纪委领导。获准后,刘志远举报高勇曾向他索贿120万元。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此次接受审判,高勇说,想不到“世纪中天”的案子把他给带了出来。

  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2004年间,高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1113万余元,另有93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收的钱是受到各方压力让步后的感谢费

  高勇初尝资本市场的“甜头”,是在凉山州工作期间。他作为副州长,有招商引资的任务。通过他的邀请,四川立信投资公司前来考察了凉山州的西昌电力公司,认为条件不错,就收购了这个公司,并私下塞给高勇122万元。

  到证监系统工作后,高勇结交了一批上市公司老总,把钱放进自己腰包的次数不断增加。例如他利用职务之便为托普集团牟利,总计收受人民币约83.64万元。这笔钱以广告、服务咨询费形式打到一家广告公司,然后再转给高勇控制的一个公司。

  高勇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说当时接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四川的托普集团要增发新股,自己受命去检查公司是否符合条件,查出12个问题,因此认为增发新股的条件不成熟。工作认真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压力,托普集团的老总宋如华使劲“公关”,四川省的一些干部也打来电话,要求支持四川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有干部暗示他给托普集团放行。高“被迫让步”。托普集团成功增发新股,又从股市拿到了十几亿元,于是给了高勇一些钱作为感谢。

  其中有一种“别致”的感谢方式:高勇把自己写作的《资本经营与操作》等专着卖给托普集团,换回上万元。后来接受其他公司的贿赂时,高勇也使用过这一招。

  有一种力量推着地方证监官员同流合污

  四川证券界的一名人士告诉记者,高勇在证监系统工作期间,之所以能够大量接受贿赂,与当时证监系统的权力太大有关。例如在高勇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时,特派办对上市公司的审核意见,有很重的分量,所以上市公司就会往高勇身上“投资”,刻意拉拢他。

  这名人士还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政绩等目的,想增加本地的上市公司,保护本地的上市公司,也会“威逼利诱”地方证监机构违法违规,比如高勇就碰到地方上一些干部为托普集团说情等现象,这种力量也推动着证监官员去同流合污。

  “一句话,证券业当时的环境给高勇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位人士说,“但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日趋规范,不断在削减管理者的权力,违法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

  他举例说,过去,上市实行指标制,限定一个省一年的上市公司数量。因为想上市的公司多,但指标供不应求,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权力就很大,公司都想巴结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的官员。现在,上市改为保荐人制,只要公司符合上市要求,且有证券公司做保荐人就可以了,地方政府和证监机构过去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大部分消失,权力大减,企业行贿的热情也就不高了。

  想和刘方仁拉关系,放行上市公司虚假年报

  2000年11月,高勇离开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来到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任党委书记、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贵阳特派办完成了对上市公司“世纪中天”拟购入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公司老总刘志远对报告的数据不满意,他请高勇按他的要求修改数据,高勇见他的要求与实际相差太远,没有答应。

  刘志远不死心,找到一名叫易阳的女子,后者是当时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儿媳。易阳以刘方仁的名义让高勇帮忙,高勇也乐于借这种机会和刘方仁拉近关系。“世纪中天”的虚假年报因此顺利出笼,骗走了不少股民的钱。事后,刘志远送给高勇120万元。

  2003年,刘志远因涉嫌行贿被捕,接着刘方仁也落网,此时已经在成都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高勇,不断给易阳打电话探听消息。记者当时在采访工作中,与高勇有过接触,感觉他正当壮年,却双眼无神,举止也不从容,做事有点慌张。

  做事有强烈功利目的的“政治投机者”

  一名熟悉高勇的干部说,高勇做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做事和自己的荣誉、升迁紧紧相联。

  据这名干部讲,高勇的工作汇报材料特别多,每天向领导上报的文件少则五六份,多则七八份,都是关于他分管工作的各种请示。他的目的,就是表示自己每天都在辛苦地做事情,同时对领导很尊重,想赢得领导的重用。“他就是看阴暗面看多了,相信了那些东西,认为把个人情感联络好了,啥事都有自己的好处,因此就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从而走入歧途”。

  另一名知情人,对高勇强烈的功利行为这样概括:对有权者努力讨好,对无权者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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