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令中国陷于大灾大难的深渊,中国人却越来越相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它凭甚么呢?最近又看了几宗惊心动魄的中国大陆新闻。当中包括∶(一)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二)营养不良令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百分之三至四;(三)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去年全国出动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污染反弹屡禁不止 ...... (四)全国七十九个城市缺水(五)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五,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约八千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六)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七)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屡禁不止,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一一七比一百 ,甚至一五○比一百(八)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
“东亚病夫”提升为“世界病夫”
以上的报道全是由中共官员或党控机关研究所得并经党控喉舌发布的中国国情。按常理,实际情况可能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但单从以上数据看来,中国不但极其腐化、肮脏,中国人甚至可能已冲出亚洲,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类似以上真人真事任何一件若发生在世界上稍为文明的地区,或会引发民众以选举更换政府、或会触发革命、或会有人废寝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会有人以断指剖腹自焚以激励民心,或会有人以一死谢天下。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关在秦城监狱,否则也早已鼓吹“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了。
面对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中国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还有点良心的会说有心无力,绝大多数会是无动于衷,甚或对情况也不清不楚,总之是继续莫谈国事,继续热烈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继续灯红酒绿卡拉OK ,继续相信中国的问题都是由天灾、西洋人或东洋人所造成,继续等待每一个获官方御准的排外机会、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夺回中国失落的自尊,继续相信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监狱一样的稳定,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优越无比、继续以身为中国人为无上光荣、继续相信中国不管有没有能力治国但统治面积还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国官民日夜扬言要解放台湾和钓鱼台等),尤甚者,他们会继续越来越相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亿工蚁任压榨他国难匹敌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令中国陷于灾难的深渊,它凭甚么问鼎世界盟主呢?当然我不是说中共或中国就会走向崩溃,正如我以前引用费孝通的观察那样,中国这样的社会只会慢性瘫痪而难以崩溃的,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厚的“烂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潜质忍受大苦大难大侮辱的苟活专家,鲁迅就说,“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们已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所谓世界盟主,无非是藉其经济威力。而其经济威力说穿了无非是通过统治集团牢牢控制着全中国超过十亿的劳动人口,将这十亿人当作工蚁一样的呼之则来任其压榨。中国大陆于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已删去工人有罢工权利的字眼,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工厂均须成立由党控制的工会,目的当然是确保工人不会引进及行使自由国家劳工所享有的权利。
中国官商乘着世界进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就牵着这这十亿只工蚁像海啸一样扫荡全球。文明国家讲人权,雇员开支不能太低,生产也要顾及环境生态,在在都是开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 AFL-CIO)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劳工的剥削,已经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劳工市场,要不是中国镇压工人权利,美国国内制造业职位和工资所受打击会大为减少。”至于其他穷国也不容易与中国匹敌,原因是在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中国人那样集奴性、卑怯、阴险、爱财、自私于一身的穷民族。
中国以这样原始野蛮的管治模式称霸于世,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又有甚么意义呢?典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蛮(就如精神病人没有几个是会自认是精神病人那样),但他们肯定会反问∶现在的世界盟主美国不野蛮吗?可怜的中国人,为甚么总是要以美国的一言一行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标呢?某社会贤达奸淫掳掠,难道我们就有理由奸淫掳掠吗?中国人将孔子捧上天,为甚么所作所为总是跟他所教诲的“见贤思齐”背道而行的呢?
举国皆奴役难望救国救民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这些老大问题,发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门。却素来极少极少(中国)人指出,共产党(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可以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接受如此“教育”的人一旦当上大官,可以做的还不过是没完没了拿着“稳定、团结”之类万年口号炒冷饭。所以,从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学也不一定是值得庆幸的事。陆九渊说的“虽不识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么,甚么比教育更加重要呢?当然是政治,是政体。因为控制学校课程、调拨教育资源的是最高政治领导,教育部门至多是统治者的工具。更有甚者,政治责任荡然,统治者无法无天,即使当局有心想花钱搞好教育,教育经费也会由于官场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会变成“欺望工程”。将一切管治问题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极其政治化的举动。筑堤修坝偷工减料导致水灾,倾全国之力在奥运摘金而无视民众健康和运动普及设施,斥千亿送人上天而要乞灵于“希望工程”来振兴教育,高干子弟个个家财亿万而无数人年均收入不过数百数千,难道这些不是与腐败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从简单的人性看,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不滥伐不滥垦不滥采,爱护长江黄河淮河漓江洞庭湖,或响应统治者任何救亡呼吁。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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