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定下对历史研究“宜粗不宜细”

李锐在一九八0年─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曾说“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李锐表示，当时讲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与会许多老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十分激动，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如方毅谈到，毛是一个暴君。但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细”，所以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作风、个性、人品等方面的问题都回避了。

李锐认为，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需要仔细研究。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很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还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说不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类似毛泽东那样独断专行的错误，还时有发生，不能不与当年为维护毛泽东，同时也维护了他的一些错误，或对他的错误“宜粗不宜细”，也就是粗枝大叶、大而化之、马虎过去了有关。记得“大跃进”全国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在讨论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说过：“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个话用到今天，就是要把历史上所有的问题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在内，都需要“宜细不宜粗”。只有把这方面的问题弄得“细”一点，弄清楚一点，弄明白一点，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泽东类似的错误，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很好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是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邓小平还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李锐认为，从后来披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斯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对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肯定斯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受到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本上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制度，谁也管他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他为什么不想解决自己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的问题呢？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使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一九四九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他被神化，直到自视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有所反映，但是，他也多少有点毛泽东第二的作派，也不可能有多少前进。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有多少前进呢？这不正是说明毛泽东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还有待消除和研究吗？

李锐说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错误的，但从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 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念本是响应他“学习海瑞”的，却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事实基础上的，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

再看看邓小平，邓小平用“反对两个凡是”走上了毛泽东死后的中国政坛。

反对“两个凡是”就是反毛，这是他当时之所以能得人心的关键。

但是他只反对毛的极左路线，而不反对毛的独裁，不反对毛旗帜，而是把这旗帜抓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来当独裁者，所以他反掉“两个凡是”之后又定下了新的“凡是”。他反对全面清算毛的罪行，反对全面总结中共掌权以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为此，他定下一条“凡是”．对待历史“宜粗不宜细”因为只要认真对待历史，不但毛的罪行要大白于天下，而且连他自己在毛的左右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同样也掩盖不住。比如五七年的反右，就是由邓小平负总责的。这笔罪账如果细细算起来，他还能睡得觉吗？所以要“宜直粗不宜细”。

“宜粗不宜细”不单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需要，也是这个党许许多多“领导干部”的切身需要，因为他们都是中共暴政的执行者，都害怕面对历史。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出决议全面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又不准人们去彻底揭露和深入研究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书籍在大陆都遭到封杀。

其实，不管是谁，都无法改变中共，因为他就是邪恶。大纪元《九评中国共产党》对其本质描述的淋漓尽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要改变中国，要让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就要“告别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