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平：和谐社会何以可能？（上）

与北京料峭春寒的气候相反，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红红火火、热闹非凡。会间，建设和谐社会成为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最关心的议题。说他们言必称“和谐”，一点也不为过。

有人说，当代中国越是没有什么，就越是高喊一定要什么。其他方面是否如此，我没有研究，不敢遽下断语。但就上上下下、铺天盖地一致要“和谐”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前面的评论是正确的。

不和谐之种种现象

1998年出狱后，我先后找过两份工作。先是在武汉一家医药公司做职员，后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失去武汉那份工作的原因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没有确凿证据为武汉公安所为），但北京的工作却是因为去年“六四”期间被北京市公安局强迫离京后失去的。自此以后就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单纯从事写作。没有工作，社会接触面自然非常狭窄。下面，我仅就自己十分有限的社会接触，谈谈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状况的主要认识。

一，城乡不和谐

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户籍制度实施城乡区分以来，中国便分裂为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国家发展不再是齐头并进，而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发展城市，依靠压榨农民补贴城市居民，通过剥削农业发展工业。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导致城乡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差距越拉越大，以致目前仍然还有超过六千万之众的农民在温饱不得的凄楚生活状况中苦苦挣扎，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二，地域不和谐

全国的发展态势与地理地貌正好相反，东部最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最落后。改革开放后，三者的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有人将此一现象戏称为一国三个世界：东部为第一世界，中部为第二世界，西部为第三世界。尽管其间原因十分复杂，诸如地理位置、历史经验、经济基础等因素均不可小觑，但国家宏观政策于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巨大的差距导致地区间以及地区与中央的矛盾不断加大。

三，社会阶层不和谐

两极分化严重。二十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收入最平均的国家迅速转化为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据官方资料批露，全国10%最富裕的人口占有全民财富的50%，而10%最贫穷的人口只占有全民财富的1%。去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78，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社会形态畸形。正常社会的形态应该是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即庞大的中产阶级辅以较小的富裕与贫穷阶级；但中国社会却是不对称哑铃型--一头特别大，一头相对大，中间特别细，即巨大的贫民阶层，弱小的中间阶层，强大的富裕阶层。

官民比例失调。去年，中国官民比例已经高达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即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时期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

中国在编干部，1979年为279万，到1997年“壮大”到800万， 18年间扩大了两倍半!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官民比例必然会有所上升。但同为乡一级机构，韩国目前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却平均高达40名官员，是韩国的八倍。中国官民比例过高之毋庸置疑，难道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吗？！

官多消费就多。每年，全国各政府机关的车马费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招待费达到 2,000亿人民币；出国“培训考察”费达到2,500亿人民币。同时，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严重，直接构成官场腐败。

所有这一切导致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社会不满情绪泛滥，犯罪率上升，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人与自然不和谐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9%左右，令世人瞩目，但为此却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当然，中国环境恶化问题有其内在因素：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饮用水、森林、矿产与能源等资源中最高者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加之目前中国已有13亿人口，为50年前的两倍多，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上涨到15亿。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快速膨胀等因素加剧并将进一步加剧原材料、能源、耕地的紧缺状况。例如，可居住区域及耕地面积在城市化与沙漠不断蔓延的双重作用下，过去50年内缩小了将近一半。

但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更为触目惊心。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粗放式经营方式，其每生产价值一万美元的商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与能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时至今日，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率仍然不到五成，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以致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在中国；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环境污染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提高效率、节约与保护环境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

如果政府不改变只重视经济发展、轻忽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既定政策，坚持经济增长能够自动保障环境的错误认识，中国环境与资源很快就将届临支持经济继续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就走到了尽头。环境崩溃与资源匮乏不仅将使已有的经济成就化为乌有，而且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个人认为，中国应该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以凸显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对经济长线增长不容忽视的作用，重塑全民的环境保护概念，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与自觉性。

2005年3月13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