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

分析人士指出，"胡温新政"两年多了，政府之所以号召"和谐"，正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

中国各地如今动辄爆发小则千百人、大则上万人的民间抗议活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严重失衡、城市老居民被迫拆迁、国企职工被迫下岗、底层弱势群体上访无门、告状无路，都是"不和谐"的因素。

中央要求各级官员"以民为本"、号召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胡锦涛与温家宝还时时出现在电视镜头上，与爱滋病人、贫下中农等所谓"弱势群体"一起进餐、用饭。

然而在这一团"和谐"的气氛下，任何敢于发出的不同意见中国人的声音，却正受到着空前的压制。

彻底失望

丁子霖女士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她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16年前，她的儿子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无辜打死。

她与其他一些同样在六四期间失去儿子、女儿的母亲们16年如一日，不断向政府、人大和政协发出公开信，要求为六四死难者讨个公道。她们被外界称为"天安门母亲"。

16年来，她们得到回答不是监禁就是软禁、电话监听和无处不在的警察跟踪。每年主要会议前夕和六四前后，对她们的管制都会严上加严；今年两会也不例外。

如今国际长途与丁子霖通话可以说是难上难。不论是家中号码或平时手机，号码拨了一遍又一遍，若非"没人接"，就是接通后巨大噪音充斥。

有时候电话号码接通的竟是"XX单位办公室"；此时，一位中年男子会客气地告诉："这里是XX办公室，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BBC最后通过多番周折才找到丁子霖使用的一个新的手机号码，结果也是说话没几分钟就"失去信号"了。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丁子霖首先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不要同意欧盟解除对中国政府的武器禁运。

丁子霖说："不管法国德国怎么样，我真心呼吁英国的布莱尔首相不要放弃原则、不要同意解除禁运。"

当问到对"胡温新政"的看法时，丁子霖表示她最初也像很多人一样，希望看到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更加开明。

她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失望了。我连出门买点东西都有人跟着；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没敢对我这样..."

电话断了。

张先玲女士也是一位"天安门母亲"。她的独生子也六四事件中罹难。

她也讲述了每天类似丁子霖的境遇。她说："几个星期前，一些香港友人寄来几箱T-恤衫。就因为这几箱T-恤衫她们把我逮捕了。"

"他们现在每天都在门外头，你出去干什么都有人跟着。"

张先玲也对"胡温新政"深深失望。她们今年又正式向政府、向两会发出公开信，要求为六四正名，得到的回答又是更严格的管制和更多的警察。

她说："对付我们这些老太太们，那些警察也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们有藉口。藉口就是：'如今失业率这么高，我们要是不完成任务也得下岗。'"

“社会主义法制”

中国政府不断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

然而，中国的"法制"情况究竟如何，从律师行业的现状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两会前夕，上海律师郭国汀的办公室被公安搜查，电脑和律师证没收；郭国汀被指的"违背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郭国汀曾为一些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担任辩护律师，他的客户还包括为拆迁户打官司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刑入狱的郑恩宠，以及最近被拘留的异议人士师涛。

除郭国汀之外，中国国内还有一些为异议人士作辩护律师或者受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制裁，从找谈话，吊销执照，到判刑入狱。

北京智晟律师所得高智晟律师也曾经代表过广东东莞市台资工厂的一些工人，长期关注劳资关系和中国律师的处境。

在谈到对郭国汀目前状况的看法时，高智晟表示："郭国汀律师的事件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感到惊讶。郭国汀在境内外有些名声。因此，关注他的人，关注他的媒体多一些。中国每年被投入监狱的律师是很多的。只不过像郭国汀这样的，关注的人多了，也就把这个司法制度的罪恶给放大了。"

高智晟律师认为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希望最终在于人民:"中国人民是永恒的，希望也永恒地在他们身上。"

当谈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时，六四期间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也某种程度上同意高律师的看法。

中国的希望

六四期间学生和市民抢救死伤者据封从德讲，他1989之后辗转一年多才得以逃离中国警方的追捕来到西方。这位当年大学里学习物理的研究生，如今在法国巴黎从事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封从德表示，当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之间大多以为改变中国需要效法西方；然而，经过一年多在中国的"地下"逃往，使他认识到了另一个中国。

他回忆道："当时到处掩护我们、救我们出去的都是一些练功的人，完全是一些民间的组织。这些组织还带有传统中国社会几千年下来的那些道德上的东西。"

封从德认为，中国社会几千年一直是大社会、小政府-民间社团对政府的影响力相当大。

"中国民间社会49年以后元气大伤，"封从德补充说。"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自由越来越多，这些传统的、民间的社团与组织会逐步恢复，最终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除了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社会的恢复之外，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来文化也势必会对中国的未来有所影响。近年来，光是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就一年多过一年。

黄华是中国民主党英国党部的秘书长。他时常与留学生们有所接触。他认为年轻一代中思维敏锐、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黄华说："的确，如今来留学的人里，很多人对政治好不关心。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出来后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关键在于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他们之中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认识到，政治制度不改变，中国很难实现真正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