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爲丈夫伸冤有30多年，我的目的和愿望就是希望政府能给我丈夫在天之灵一个安慰，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把当年致我丈夫于死地的凶手法办，给他平凡昭雪，希望政府能够对我们所受30多年来的苦难给予合理合法的补偿，也让我有好的晚年生活，孩子有个好的未来。我已经奔波30年了，这期间我所经历的苦难天地可知，我所受到的屈辱老天都会落泪的。
在她的上诉材料中，记者看到有如下的记述：
我丈夫是1969年2月2日在一次批斗会后突然死亡的。在这之前他是被隔离审查的。当时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他死后我要求活不见人，死要见尸。他们不让见，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被骂成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对我全家专政、抄家。我也因是反革命家属失去工作。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政府给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我走过很多地方，但都是地方推中央，中央推地方的。77年9月国务院信访办接待了我，并给当时的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局跃进农场打过三次电话，让我回去解决问题。我满心欢喜的回到那里一看，心就凉了。九三农垦局负责解决问题的人竟然就是迫害我丈夫致死的人的亲家，我意识到我的冤案难以昭雪了。79年，83年我又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没有最后解决，他们还说：你自己看着办把，我们也没有办法。因爲文革时期打砸抢的人都升官发财了，都把持着现如今的领导岗位。我决定继续上访北京。
在慢长的上访途中北京所有的信访口我已经走遍，可是法在哪里？公民的权利在哪里？我们是上告无门！官官相护推委搪塞，哪有我们说理的地方？这些年我得到的是什么？非法关押和拘留，在看守所、拘留所、收容站、派出所、精神病院里，他们对我刑讯逼供、软硬兼施的，最后发展到用绳捆索勒，拳大脚踢、带手铐脚镣、电棍击打、浇冷水。万般酷刑加以摧残，无所不用其极。
1998年，我连续三次被北京大兴县公安局非法拘留，诳词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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