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刘宗正: 论公共知识分子

从其内涵而言，它所服务的人群，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内涵，这些特定的内涵，主要在于服务这群特定时空的人。有些特定的内涵，适用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地区，但未必适用于其它的时代或其他的地区。例如，专制时代的人文思想，经常不适用于民主时代的人民。

从其本质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也代表人民的最高正义。不论在任何时空之中，这种对良心与正义的要求，都不会有所改变。

21世纪，人类面临了两种大潮流，第一种大潮流为全球化，第二种大潮流为民主化。在全球化与民主化的潮流之中，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内涵。这种内涵，应该包括下列三大文明议题，即是对人类的正义、对大自然生命的正义、对地球环境的正义。

这三种重大的内涵，关系到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也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人类绝对不可以轻忽。换言之，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三大文明议题，有道义的责任，他必须尽力地维护它们的健康发展，如此人类才能创造和谐与幸福的文明。

从人类正义的议题而言，21世纪初期，人类最重要的道义工作，便是如何尽快消灭专制文明的存在，因为专制文明，不仅会侵害人的尊严、迫害人权、造成社会的不公不义、导致人民的贫穷与苦难，而且会影响人类追求爱、正义、民主、自由、幸福与和平的权利。

从人类文明大家庭的角度而论，这种专制文明，已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个别问题。由于人类文明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形式，如果有一个国家，仍然维持专制的政权形态，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全体人类文明的重大危险，自由的国家，就必须要设法实施各种军事的围堵，以便保障自由地区人民的幸福与安全。

换言之，从人类全球民主化的观点而言，专制政权是自由世界的公敌，也是自由世界和平的潜在危机。例如，法西斯主义、独裁专制政权、恐怖主义等。

从维护人类民主文明的立场而言，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充分保护人民的权益。这种保护人民权益的角色与立场，与人类前民主文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

在人类前民主文明时期，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被异化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他只能匍匐在专制统治者脚下，仰人鼻息或摇尾乞怜。如果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得到开明统治者的垂青，那么他有可能多照顾人民的利益，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属于被统治者的阶层，他们没有独立自主性，也没有人格与尊严。

在人类民主文明时期，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属于人民的代言人，人民属于统治者，政府公职人员属于公仆。人民以其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使政府公职人员，能够合理地为人民服务。

在民主时代，由于普遍的人民，他们的表达能力，未必十分明确或显著，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经常成为了人民意见的代表。由于这种特殊的角色与地位，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有公共的道德正义与良知，如此他们才可以充分地代表人民的权益。

从这种代表人民权益的立场而言，公共知识分子，是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最没有权力的人。所谓的最有权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识分子，有权批判与要求任何人，必须按照爱与正义的法则行事，被要求的人，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公职人员。所谓的最没有权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推卸关心公共事务的责任，他必须为人民的权益而抗争，永远不能退却或妥协，如果他必须要牺牲生命，他也不可以拒绝，否则就没有资格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民主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的统治阶层，因此公共知识分子，表述观念和意见时，绝对不同于专制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不可以乞求、希望或建议的方式，来拜托政府公职人员办事；而应该以上对下，或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方式，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办事，如果公共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不是符合民主时代的人民代表。

生活在专制政权之下的人民，他们的命运，经常是极端黑暗、苦闷与悲惨的。他们必须要仰赖公共知识分子的抗争，才有可能摆脱专制文化的魔影。然而，在专制政权之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悲惨的，他们必须突破统治者的谎言与暴力魔咒，也必须打破自我心中的恐惧感，如此才有可能终结专制政权，为人民争取自由与民主。

从这个客观的事实而论，凡是一个专制国家，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群，如果普遍地敢于与专制政权抗争，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专制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群，必须具有更强大的道德正义感与良知，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政权。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群，强大的道德正义感与良知，从中国的传统文明，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心灵力量，受基督教文明洗礼的公共知识分子群，比较大，他们可以为了他人，能够获得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而是为了广大他不认识的人民。

这种伟大的牺牲之爱，就是《圣经》中基督的爱，也是神的命令，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他在面对世界公理与正义时，他没有权力拒绝牺牲自我。这种精神，帮助了苏联解体，中国很需要这种精神，来帮助中国人尽快推翻专制暴政。

所谓的抗争，是指公共知识分子群，敢于打破心中的恐惧，敢于公开与专制政权彻底决裂，敢于公开唾弃专制政权，如果上述三种心灵力量，普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群的信仰，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崩溃的速度将会加快。如果上述三种心灵力量，普遍地微弱，那么这个专制政权，就会延续得更长久。

20世纪末期，中国与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更具有上述三种心灵力量，因此苏联各加盟国，可以在1991年后，走向民主宪政，而中国在历经1989年民运之后，仍然无法走向民主宪政国家。

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可知，中国文化缺乏公共知识分子抗争的精神。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具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充分与专制政权妥协的精神，这种妥协的精神，就是中国20世纪人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例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鲁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这些人，缺乏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抗争的精神，即使是1989年的民运之中，也没有办法找到，类似前苏联公共知识分子，那种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因此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只能沉沦在邪恶的专制政权之下。

我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哀悼，即使是21世纪初期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也很难找到上述那种抗争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后，中国经历了15年之久，仍然无法摆脱专制文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2005年时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仍然还不能意识到这种抗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中国人还必须有更多的15年，来忍受专制政权的宿命。

甚至有些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会责怪人民对专制暴政的无知、沉默、恐惧、容忍、妥协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无知、沉默、恐惧、容忍、妥协者，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己都做不好，那么他有什么资格号召人民去做？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己都不敢公然向专制政权挑战或抗争，那么他有什么立场号召人民去做？

我心目中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鲁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人，而是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华盛顿、杰弗逊、林肯、马丁·路德·金、里根、小布什等人。

传统中国人，那种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缺乏同情心、见死不救、缺乏与专制不妥协、缺乏与专制抗争等的态度，都是专制文明异化的结果，因此2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作奴隶的命运。

我所崇敬的这些人，他们与传统的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将人类尊严、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视为高于国家利益的价值，由于他们对这种信仰的坚持，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国家，人民拥有充分的爱与正义，也拥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

如果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以上述世界伟人为自许，那么中国才有可能，尽快摆脱专制政权，重建伟大的人类文明。

我想透过这篇文章，重新点燃，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与信仰，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那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心中的学习对象，就不应该是过去专制时代的中国人，而是民主时代世界级的伟人。

只有世界级的伟人，他们的高贵灵魂与道德勇气，才是拯救中国人沉沦灵魂的力量。当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了这些力量之后，他们角色的历史定位，还有说话的态度与方式，绝对不一样，那比较会像是一个人，一个代表人民与统治者的人。

只有具有高贵灵魂与道德勇气，并且以统治者自许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推动人类的民主宪政，也才能为人民，争取人道的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与人权。

2005-1-21

（williamhill官网 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