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九） 败于人性的普遍堕落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记者高瑜女士举办的聚餐会上，袁红冰认识了人民大学教师蒋培昆、丁子霖夫妇。他们十九岁的儿子就死于“六．四”之夜。蒋培昆是美学教授，他长发飘垂，面容消瘦，颇具高傲的艺术气质，由于丧子之痛而覆盖在蒋培昆面容上的青铜色风尘般苍凉的情调，感动了袁红冰。但是，使袁红冰心灵震撼的，却是丁子霖女士眼睛里的悲愁。丁子霖身体消瘦，面色像一片干裂的黄叶，即使在同人面对面地谈话时，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视着极其遥远的地方－－越过重重荒凉的时间，在注视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被烈火烧焦的夜空；那个被迸溅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个被横飞的枪弹划出道道伤痕的夜空；那个被惨痛、凄厉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个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战栗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经永远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灵魂也早已埋葬在那个残破的夜空中了。

有时，丁子霖女士眼睛里那如同铁板上的血锈一样的悲愁，会骤然急速地颤抖着裂开，而裂缝中有炫目的泪影在闪烁。袁红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渐渐消失于“六．四”狰狞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儿子的。有时，丁子霖女士的眼睛会猝然变得迷濛，袁红冰意识到，那一刻她定然是在祈盼着那位美少年透过暗红的血雾向她回眸一笑，祈盼着再次看到儿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将是一种终生的祈盼──终生无法实现的艰难的祈盼。

“六．四”之后，当局控制的传播媒介用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把“六．四”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但是，难以抗拒的罪恶感却使他们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单。共产党官僚集团再一次想要用伪造的历史抹去罪恶，就像他们已经卑鄙地做过很多次的一样。同时，在刺刀、黑牢、刑场的威胁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无数中国人埋葬了他们曾在“六．四”过程中复活的人性－－低贱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顺媚笑来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用沉默来埋葬。

就在这种情况下，丁子霖，这位普通的母亲，却以她瘦弱的肩头承担起了为“六．四”死难者建筑墓碑的沉重道德使命。因为，她从对儿子那纯洁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确信，所有同儿子一起死于“六．四” 之夜的人们的灵魂，都有着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炽烈追求，至少在那个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万御用文人伪造的黑暗历史，让死难者能在岩石上烧灼出殷红伤痕的血迹，裸露于阳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雕刻在悬崖般峻峭的金色阳光之上，是她能献给儿子的唯一祭品。

于是，在无数个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独的脚步，踏着秘密警察的监视、跟踪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