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拨云去雾

想想后，决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都是些真人真事，与读者分享。

一、童年

曾听人说，一个人就是一本书，岁月记载着种种的悲欢离合。

我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华北农村。记事时已是文革后期，所以记忆中依稀仍有看见乡间有人被戴着高帽子游行的情景。后经哥哥姐姐证实，的确如此。

儿时记忆最深的一个字就是－“苦”。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住的是两间土房(同村还有更差的，一家三代七口人住一间房)。记得当时哥哥姐姐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去街上捡柴禾，用来给全家烧火做饭。碰上下雨或农闲柴禾少时，处境也就更艰难。记得幼时有一次，邻居听到我们家孩子哭，过来询问。父母爲难的告诉他们说，因爲没柴烧水，孩子渴得哭(农家的生水喝了会闹肚子的)。好心的邻居烧了一些水送了过来……

父亲是一名正式教师，所以相对其他家庭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很差了。生活更苦的还很多。常听乡里人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以此来维持生计。同辈中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被迫缀学帮父母干活了。(说起受教育程度，这里有一个故事：记得一次见到邻居的女儿问她妈：“妈，一年是有5个月吧？”得到的回答是：“傻丫头，怎么会是5个月，一年里有 10个月!”听起来像是笑话，可当你亲临其境，见到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时，可笑中也就透出几分苦涩了。)

父母都是老实人，所以我们家也时不时的受人欺负。有一次年幼的大姐打草回来，一位生产小队的干部说生产队的草不能往家里拿，所以从她手里抢了过去…… 如此事情，不一而足。

“打落了牙齿只能往肚里咽”。生活的困苦、精神上的压力也只能是自己承受，或者是怨自己的出身不好 (爷爷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其实我当时年龄小，除了家庭的温暖之外，对于生活的困苦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感受，更大的压力则是由父母或年长的哥哥姐姐承担了。而且除了少数村里干部外，乡里乡亲情形也差不多少。生活在那个环境中时间长了，也就变得不去抱怨，而且不知道、也没想过如何去改变。

记得小时候，有时读到一份给儿童的报纸，上面专门有一栏，叫做“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经常登一些大陆的生活如何幸福，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报道。看后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也想着去解救全世界的劳苦大众。长大之后，来到美国才发现，真实情形并非如此。

后来父母的几个孩子陆续考学离开了家乡，母亲也由于父亲是正式教师而“农转非”告别了那片土地。可是更多的人依然在那里挣扎与期盼。每当从新闻中看到农民负担重，生活苦时，我总是感到悲哀：因爲我知道在那简单的新闻背后，有着更多的没有报道出来的、我们也意识不到的艰辛……

二、上学

后来就到县城的中学去读书，也见到了不少人和事。记得有一次班里几个同学将一二个小纸盒子放在了树上。我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一项全国性的青少年竞赛。我们的一位副校长出了这个主意：“保护野生动物”；于是简单的几个纸盒子使得我们班上的这个专案成了全国前一百名获奖专案。班长因此进京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学校也由此被奖励军乐一套。

那纸盒子依然在树上，并没有见鸟去筑巢，也没有人在意它。后来，纸盒也不见了。

学校里搞了很多活动：从检查卫生、学雷锋、到关心“五保户”等。开始是认认真真的干。后来发现其实大可不必：因爲从学校、到老师、到同学都只是在走过场，只要汇报一下就皆大欢喜了。没人会在意你真的做了还是没做；没人会在意“五保户”是否真的得到了关心；更没人在乎青少年是否真的学会了去帮助他人。于是，教室内评比栏中大家的小红花越来越多，而内心的诚实与纯真却越来越少……

进入中学之后，除了课堂上的，课外读物很少，所以有时在学校报栏那儿看报纸。记得有一次看连载时大吃一惊：因爲该文提到史达林在“大清洗”时，约有70万人被迫害致死。心想这报纸是不是印错了。因爲我一直认爲史达林也是墙上经常看到的几个领袖像之一，怎么会做出这种事？而且这么重要的历史爲什么自己在历史课本中没学到？（我中学时的世界历史已经收录到1981年）。我隐约感到有许多事情好象是被回避或掩盖了。

“六四”发生那年我还在读高中。对于我们这个县城中学来说，北京刚开始发生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只是偶尔从报栏中读到一点。后来说是中央发表社论定性了，再后来又步步升级，直至“六四”。随后，学校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并观看录影。当时看到“六四”的“暴徒”之残忍，和学生之“愚昧”，深感中央政策之正确和及时。

曾经有一次，在学校操场听几个人议论，其中之一“六四”时在天安门广场。据他讲血流成河。但我听了也是无动于衷，对于校领导组织学习的东西也未没有去思考和怀疑。

直到上了大学，以至后来到海外，我才知道“六四”真象。这是后话。

三、军营

虽然在报考北大时，就已经知道要军训，但爲了满足父母的愿望，没想太多就填了第一志愿。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才知道确实要先去河南信阳军训一年，然后才能去北大读书。

在军训的一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