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７─８月，三峡工程二期农村移民外迁计划中的最后一批移民８５０２人离开他们的故乡重庆开县，分别到湖南、四川、山东、安徽、江西等地。爲了“欢送”这８５０２名移民离开三峡库区，开县政府组织了１０００名干部的护送队伍，进行全程负责。平均８个移民要１个干部护送。记得中国历史上也有强制性移民的记载，比如比较著名的有“移湖广，填四川”，那时老百姓也有官兵护送，但是史书中没有记载是否也有这样８∶１的比例。
这个派干部和警察护送的办法，出自重庆市云阳县委书记的“法制移民”，目的是爲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具体办法是，三峡工程移民都由（迁出）县长（主要负责人）亲自押车送，（安置）县长亲自开船迎接，车队前后有警察的摩托车队开道和押后，船上有武装警察监视保护，爲的是不让一个移民在半路上逃跑。只要把移民从三峡“请”到新的安置地，这个移民安置就算完成了。迁不出三峡地区的拿（迁出）县长是问，安置不了的，拿（安置）县长是问。无论是新旧三峡工程移民条例都规定，三峡工程移民不得拒绝搬迁或者拖延搬迁；已经搬迁安置的，不得返迁。这个条例使用了“不得返迁”这样法律上最严厉的用词。按照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任何返迁行爲都是犯法的。
二、检验外迁移民异地安置成功失败的标准
１９９９年朱熔基爲总理的国务院对原由李鹏制定的三峡工程移民“就地安置”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强制迫使部分三峡农村移民外迁安置。朱熔基修改三峡移民政策是出于无奈，因爲三峡地区的环境容量根本不可能实施李鹏的移民“就地安置”的计划。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陈国阶（中国科学院院士）指出，“就地移民”方案的不可行性在于它根本无视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三峡库区是一个山地占７７．８％，丘陵占１８％，平原仅占４．２％的典型山区，它的垦殖系数却达高达４１．５％，其中坡耕地占绝大多数，大于２５度的陡坡占旱地的３３％。这样的贫耕地复种指数已达１９１％。但由于人口多，每人平均耕地只有０．０７公顷（约一亩），粮食仅３４０．５公斤。远低于全国和川鄂两省的平均水平。若与全国平均人口粮食水平比较，现有人口已有１５％超载。陈国阶认爲三峡库容环境容量不足，农村移民不可能就地安置（参见∶陈国阶∶“三峡人口已超载，就地移民难度大”。《水土保持通报》。１９８７年第７期：４２－４６）。
但是朱熔基是“局内”人，他在看到李鹏主持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重大后，不能当机立断地阻止这个工程的进行，而是必须把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声誉的三峡工程进行到底。所以他铤而走险地选择了一条被世界水库大坝工程移民史中多次证明肯定要失败的路──强制迫使移民外迁安置。这是中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朱容基个人的悲剧所在。
２０００年，朱熔基修改了三峡工程移民条例，规定三峡工程的农村移民要远迁异地安置。最初国务院计划三峡工程二期外迁农产移民人数爲７万，后来增加到９万，１１万，１４万，１５万，到２００４年８月，三峡工程宣布二期农村移民远迁异地安置任务完成，一共迁移１７．５万人，爲原计划的２５０％。
但是衡量朱熔基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外迁异地安置政策的成功与否，不是看一共迁出了多少人，是否按期迁出，而是要看外迁移民是否能适应新安置地的生活，融入新社区；外迁移民在新安置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高于原居住地，移民对外迁安置后的生活是否满意。如果外迁移民离开安置地，回到原驻地，那么可以说这个计划是彻底失败的。如果外迁移民在安置地不安心，对安置后的生活不满意，想离开安置地，但又受到移民条例的约束而不能离开，这个移民计划也是失败的。如果外迁移民在安置地不能安家立业，而是流入大城市，那么这个移民计划同样是失败的。
三、朱熔基计划的失败
下面是国内的朋友寄来的一篇有关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报导：
新闻－神州面面观
三峡移民落户惠阳难温饱
举世瞩目的三峡移民工程，随最后一批外迁移民于今年八月迁徙到江西浮梁县后，这涉及百万多人的庞大移民工作步入尾声。然而这些三峡移民在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地方后，在新环境下并不是人人能安居乐业，部分人正面对失业和贫穷的困苦，当中尤以外迁到其他省市的人情况最爲严重。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的十三个镇，由二０００年八月起先后接收了二百六十三户共八百九十九名三峡库区移民，但大部分移民至今仍未能自立。虽然当地政府在他们移民抵时，爲每户安排了至少一个工作机会，但正如移民们表示，那些工作待遇太低，本地人都不愿意做，工资连自己都无法养活，更遑论要养活家人。
惠阳良井镇共接收了二十三户共六十九名从重庆巫山县大昌镇迁来的三峡移民。两年后的今日，良井三峡移民新村仅剩下九户人家仍在新村居住，其他人都已返迁巫山，至年底还会有三户人家返迁。村民离开的原因，主要都是因爲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惠阳无法生存下去。
农地如废田 失业贫困
良井镇移民新村村民向阳表示，到广东来不求⒉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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