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反右和文革

中共建政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并没有解决好与工农群众、知识份子中存在的深刻矛盾，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帮助中共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实际证明，其用意是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

当时，我在一个技工学校工作，参加过研究如何划右派的会议，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密）中，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爲确保党的绝对领导权，对那些在整风中向党倡狂进攻的，必须划成右派分子，要发动群众斗批，使他们孤立。

中共文件除了对政治形势作分析外，并有具体部署，划分右派按中央指出的六条标准（辨别香花和毒草）特别是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

文件还规定，一个单位划定右派的比例大体爲1-3%，不要超5%除此，还明确了审批手续。

我们学校据此反复研究，支部书记是个整人的老手，经验丰富，很快就捕捉到两个物件，组织了斗争骨干队伍，分工包干，周密安排，报上材料后，很快就批下来了。于是，开展了一场残酷无情的批判斗争。

这次划定的两位右派，其一是原国民党的医务官，肃反中已有结论，属历史反革命，但上级有意思要除之后快。其二是一位行政干部，原爲国民党的士兵，起义后立有战功当上付排长，入了党，他对农村的干部作风有意见。

经过组织全校人员对这两人多次批斗，他们感到抗辩无用，彻底孤立，就低头表示认罪，服从处理。

不久，中共又发起抓漏网右派，我们学校又划了三名。

可以想像这些被反复批斗的右派分子，他们在人格、思想及各方面彻底□溃了。

因爲做得绝，当时不少右派分子对前途绝望，省委就指示搞一些前途教育活动，以免人命连连。

在组织处理方面，中共有文件指示，按向党进攻的严重程度衡量，加上认罪态度，群众意见等分别决定。我们学校采取从轻发落 ：“开除，留用，监督劳动。”

平反情况：三名漏网右派，在运动后两三年内陆续摘了帽子平了反。其中一人在后来文革中跳楼自尽。首批两位受批斗处分后经若干时被遣返农村，未久，含冤病逝，十三年后大约是1980年吧，平了反，但 人已死，家也破碎了。

这场灾难，对他们来说无妄之哭，灭顶之祸。他们都没有提出打倒共产党，只有些牢骚而已，遭到如此下场，可见中共容不得半点批评。我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人，在运动中，在学习会上也批评过中共好大喜功，还向报社投过稿“必须矫往过正的提法是错误的”但是侥幸得很我没当上右派分子，而且偏让我负责管理材料，我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无疑是当了帮凶，是有罪的。所以此后，长期于心不安，愧对冤枉者和他们的家人。

这个运动，使人人以后三缄其口，特别是知识份子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中共后来搞大跃 进，搞假大空亩产万斤粮等等无人再敢发声阴拦反对，倒行逆施益发不可收拾。

大纪元系列社论对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爲其用。以我的经历见证，正是如此。

二、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七六年，有十年之久。实际上还延续了好多年。这文革的确地一场空前的浩劫。其实早在一九六五年冬起，序幕用拉开了。是批判替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火药味就很浓了。人们经历过多次残酷的运动受到无情的打击，此时只有唯唯诺诺，不敢说出心里的话。

我当时在X省一个直属机关一个单位工作。运动一开始，上面号召揪走资派，我们单位马上分成两派，造反派要打倒厅长，我们要保。省委派来工作组，以后又进驻过军宣队，两派斗争不断。互相揪出的成绩单是：三反分子、走资派，阴谋家，野心家，黑帮大将、汉奸，特务、坏分子等等有十多人，站全单位八十多人的十分之一以上。连同下属技工学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八人，失踪一人，伤者无数。

由文斗转爲武斗，混乱至极，长予大刀，匕首铁棍，使人心寒，谎言谣传满天飞，使人扼腕，人人自危。一次，我目睹学生被活生生打死后的惨景，一根长矛从头上额角插进，死者右手还扶搭在矛杆上，女的俯首伏在车座上背上弹孔可风血迹斑斑，一共两男两女，都已毙命。外地情况，更啬了恐怖气氛。出差到广州回来的人说，广州市一些街道旁的树朩上，吊挂着不少被打死的形状可怕。

在运动的后期死人也很多，当时的公检法机关，每次开万人大会，出示布告，一大批现行反革命重案犯要被处决。从以后平反的情况看冤死的可真多。如一位学院里的讲师，只因爲日记上写了对中共的不满，就被处决，到平反了，人早已死亡，有什么用？

我在运动初期就被红卫兵以“搜查奇装异服”爲名抄了家又被诬爲藏有变天帐（旧的房契上印有国民党的标志），我的表嫂长居香港，于1964年曾伴同母亲到大陆来探望过我，因长相就被诬陷爲女特务。整个文革期间，我最大的思想包袱是有海外关系，沈重的思想负担甚至使我诅咒起父母和家庭。我是从基督教会学校读书出来的，深植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基因。但到了文革时期，就变得只有党性，善良的人性荡然无存，六亲不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