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之逢言必说谎，逢事必欺骗，那是全世界连同他自己都不须避的嫌，没人把他的话当成人话。江的个性风格就做为动力加剧着文化的浮华腐糜，是胡锦涛所接手的这个时代的最一般风气，在咱们那生身的地方呀，除了严打为真，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为真，再就没真事了。浮华欺诈已成为我们民族心灵的顽疾，撒谎是不分阶层、官民所共同深恶痛绝，却又天天更上一层楼的通病。
这一点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所不能不深深体会的，因而才滋生出他要根除谎话的要求，才有胡锦涛的痛彻心头的呼喊，就算他是真心地希望刹住这股恶风吧。
谁都清楚，他自己也会认为，他无论怎么喊怎么叫也都苍白无力，对谎言的制止是丝毫作用也不起的，相反只能越刹越烈。因此我要说----
明知无用却又煞有介事地去做，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谎言，是后江时代的最普遍又最根深叶茂的顽症。胡锦涛在“求真务实”上表现出的“煞有介事”又成为一种行事风格，沉淀为时代的风气，像滚雪球那样发酵光大着这种恶习。反转来观察胡锦涛的个性风格，或许找不出像江坏水那种张扬显摆的记录，其言其行都还谨慎----他心里可能有扭转世风再造风俗醇的愿望，所以慷慨激昂地号召他的同僚们“求真务实”，可能他认为自己是在说真话，其实大错特错：他不知道他的号召之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最具欺骗性的一句话，是谎言之母。喊的越响谎言越普天盖地，共产党不死就休想克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胡锦涛所立足的那个价值体系，中国政权所奠立的那个地基----共产主义就是个大谎言。
胡锦涛所在其中，他穷其精力要要使其回天的那个领导力量----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谎言！胡锦涛是站在谎言上指望不再撤谎，胡锦涛是在婴栗提炼房里，呼吁不要提炼出毒剂。试问不撤谎能让共产党维持得住吗？不撒谎的党能叫共产党吗？
本文要强调的是：撒谎是共产党内在的机制。
所谓机制，就是组成一事物的各个部分间的相互钳制，一个要素的存在必然有它的力量。所谓“共”不就是“一”吗？“共产”就是“一产”----这就构成了机制：它必须把自己建立在消灭事物的独立性上，但客观世界的事物都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不被消灭就不是共产，共产做为一种未来远景，就非靠撤谎来建立，来维持不可。
其实一切世界性事物都是不须求也是真实的，不存在假关系，人是世界事实，人能假了吗？人所具有的性质，这些性质的表现能假了吗？所以无论文化背景怎么变化，人还是表现人固有的性质，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但中国共产党用“共产”这个文化取代了由人性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由于共产做为文化的形态不是由人的性质自然地形成的，它自己没有独立性存在性，它只有通过权威存在的方式才能存在，它做为权威就构成了机制：逼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服从，但人之做为人又是无法改变的本原事实，这种既是其本身又要服从共产的矛盾要在社会的层面达到统一，就必须用谎言来弥合。
所以说中国的谎言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谎言的机制力量。
真本来就不是求而得之的东西，而是本初如此。用了共产这个立场，永还无真可得。人一不小心，忘了做假，不自觉流露了真人立场，那它立刻就陷于灭顶之灾。
胡锦涛站在谎言之巅，代表着谎言要“求真务实”，这是可能的吗？
比较那温家宝则可以看出二人之不一样处，温不用意识形态的名义来发号使令，他只是去干，他的话就较容易接近真----不求自有真（自然去雕饰），温家宝的风格是并不对要做的事强套上共产意识，他只是发现应做的事而去做了它，就没有因意识形态而染上的八股味，温家宝不是范进，在他那里：事就是事，不用意识形态来点缀。
以张海迪为例就可看出只要事真，不用党声党气来塑造也感动人，还是那些事实，只要一加了雷锋味，就叫人恶心。八一年我被押在看守所，没事可干，正天翻《人民日报》，头一次报导张海迪的是刘宾雁，刘先生没赋予那个女残废青年以雷锋模式，只是用常人凡心来介绍，可让在下好一顿感动。但后来团中央把这事接过去，就“团八股”味，没人愿读，可见“真”不是求入而有之的东西。
胡锦涛的话让人不喜欢，就因为他是处处事事都要用共产主义来雕饰，不撒谎也是谎。所以说他的“求真务实”就是谎言之菌，谎言之母。
自然去雕饰，只有去掉那让话失真的雕饰----共产，才有真天真地。
在中国，千矛盾万矛盾都归结在一个焦点上----去共产！
只要去掉共产，天也兰来地也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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