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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新形势下面临新威胁

 2004-08-30 03:4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报导) 从中国报刊杂志发行的数量,报导的层面,以及新闻报导的内容来看,中国媒体近年来都有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近年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严格的控制之下,走钢丝,打擦边球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媒体在当局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偶而发声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官员,揭露腐败现象。

但是,正如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在新形势下,中国新闻工作者面临新的威胁。一旦中国新闻工作者越过了当局容忍的限度,他们除了要面临传统的来自上级的撤职,罢官,甚至投入监狱之外,还面临新的威胁。

*报导犯罪贪污面对暴力*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部资深研究员苏菲·比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随着中国新闻业朝市场化迈进,新闻工作者对犯罪行为和贪污腐化方面的报导也更加积极,因而面临的打击报复也更多。

比奇说:“新闻工作者越来越频繁地因为他们的报导而面对暴力,攻击,甚至毒打。这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比以前更加大胆地揭露腐败和罪行,由于中国没有法制,被他们揭露的那些人就使用暴力来对付记者。”

*中国记者担心人身安全*

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关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受到新威胁的报告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中国南方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个摄影记者的例子来说明中国记者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担心。

报告写道:“摄影记者黄某坐在一家麦当劳餐厅里,心惊胆颤,神情紧张,生怕被人认出来。作为专门从事犯罪调查,揭露腐败行为的新一代中国年轻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员,他已经多次为工作付出代价,通常是遭到别人殴打。黄撩起一条裤腿,亮出一块长长的,形状骇人的伤疤,一年内他遭到多次殴打,而伤疤则是某次被打之后留下的记忆。那次,他化装调查一个犯罪集团,被对方追踪,遭到一顿毒打。”

*42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威廉亚洲官网 发表的关于中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新威胁的报告还说:“中国政府官员对新闻工作者实行“新闻检查、拘留、法律起诉、逮捕等,中国新闻工作者生活在控制严密、没有法律保护的媒体环境中,历来就面临着这种种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和其它新闻自由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存追踪这类纪录。”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威廉亚洲官网 统计,中国还有42名新闻工作者被关在监狱里。大多数都是因为揭露高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倡导政治改革、或报导其它当局禁止报的话题而遭到迫害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了中国新闻记者面临打击的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随着中国新闻业朝市场化迈进,新闻工作者对犯罪行为和贪污腐化方面的报导也更加积极,也因此面临新的危险,被曝光的个人和团体常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

*记者面对攻击无力自卫*

保护记者协会指出,在孟加拉、菲律宾等亚洲其它国家,以暴力对付新闻工作者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中国,由于自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新闻业一直在严密控制之下,所以使用暴力攻击记者还是一种新的现象。由于中国法制尚处于软弱无力的阶段,而且中央政府也未准备主动保护记者言论自由的权利,一部新闻法已经起草了二十多年,到现在仍然难产,因此中国记者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卫能力。

*新闻业危险仅次于警察和采矿*

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无法找到全国性统计数字,但仅根据不完全的证据,就能充份说明新闻工作者面临攻击的现象正日益剧增。自2002年以来,保护记者委员会调查了20多起攻击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案件,而更多的案件也已经由中国媒体披露出来。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2003年就有19起记者遭殴打的案子。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全国记协’称,已经数百次接到新闻工作者报告,说他们遭到袭击或受到威胁。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些保险公司现在把新闻业列为中国第三危险的行业,仅次于警察和采矿业。”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2004年5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进行的调查,包括采访来美访问或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这些受访记者多数要求匿名才肯发表意见,中国记者人身安全受到暴力侵犯的现象,是在中国媒体产业化的背景中逐渐加剧的。

*开始产业化*

继中国把教育,卫生产业化之后,中国的媒体也开始向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很多报社开始形成报业集团,靠小报养大报,靠花边新闻取胜,重视广告收入。不久前我们在对比新闻节目中介绍过的《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和总编辑因为报导萨斯疫情和孙志刚案件受打击报复的案件。这家报纸就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部份。

当然,媒体广告生意做得最大,广告费收得最火的,是靠中央垄断维持的唯一的一家全国性电视台。

*兼得中西媒体缺点*

中国媒体专家指出,中国媒体走向产业化的道路之后,并没有象西方媒体那样可以依靠广告费经营媒体从而可以不看政府和政客的脸色,独立办报,甚至可以批评政府和总统。中国媒体反而兼得了中国和西方两种媒体的缺点和糟粕。一方面,中国的电视节目广告充斥,另一方面,仍然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控制舆论的工具。

这种媒体产业化的结果,就是不计成本,不管收视率,不关心传播效果,只关心上级是否满意。以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电视台专门对海外开办的一套节目来看,这套节目平时大都是风花雪月,琴棋书画,向海外华侨宣扬中国文化,但是一旦遇到全世界华人真正关心的新闻,遇到那些真正能够把全球华人的眼球吸引到电视机屏幕前的那些事件,这家电视台的海外频道就失声了。

*央视的案例*

比方说,奥运会有中国选手比赛的实况现场,是海外华人最希望看到的节目。海外华侨所在的国家的电视转播,大都只强调本国运动员的比赛项目。然而,这家所谓以全球华人为对象的电视节目,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竟然没有实况转播一场中国运动员的比赛。相比之下,倒是法轮功背景的新唐人电视台,在北美吸引了更多的华人观众。

记者在不久前遇到中国队和日本队在亚洲杯举行决赛,看到不少华人家庭把电视天线调到新唐人的电视卫星,因为那颗卫星中的一个频道现场转播了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比赛。很多海外的华人和华侨呼吁中央电视台象现场转播春节联欢晚会那样,实况转播一些体育比赛,结果这些呼吁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这家电视台只对上,不对下;只对中央负责,不对听众服务。这也是中国新闻事业要充当共产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体制决定的。

*地方官决定记者命运*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说: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来制定媒体政策和新闻检查指导方针。中央宣传部直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国务院机构的控制。各项命令通常至上而下传达到地方,到省或市级宣传部门,由这一级官员把禁止报导或者需要审查的题材通知地方的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至于以什么方式执行中央政府通常比较含糊的命令、严格执行到何种程度,地方官员手中有相当大的灵活余地,所以新闻工作者的命运有很大部份可以由省、市 或县级的官员来决定。

*禁区处处禁令多*

据威廉亚洲官网 一期《亚洲周刊》报导,中宣部最近发出紧急通知,对中国大陆媒体设置了哪些题材不得报导的禁区。《亚洲周刊》说,禁区多达二十一个。其中要求全国各媒体不得再报导黄金高案,更要求各大网站将黄金高的公开信以及相关文章全部撤下。另外,中宣部在给全国各大媒体下达的下一阶段报导指示中,要求全国媒体不要再报导一乡一村出现的灾情,不要集中报导食品安全问题,不要再报导政府雇员制,不要再报导温家宝总理三次批示鸡西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不要再报导农村反腐斗士姚立法,不要再报导列车晚点赔偿问题,不要在媒体上对比朱(熔)基和温家宝对京沪高速铁路的不同看法等内容,给整个内地媒体戴上了新的口罩。

*东海一枭:中宣部对媒体渐失控*

不过,中国大陆的一位网名为东海一枭的媒体工作者认为,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逐渐失控。东海一枭说:“它现在逐渐逐渐地失控了。当然了,对中共宣传部来说,他们希望能够象以前一样地控制,但是他们做不到了,而且很多媒体记者的良知也在恢复当中。所以,他们(即使想控制)也是力所不及。”

突破禁区是要冒风险的。对于那些敢于突破禁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他们在法律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援助,而中央政府也很少介入保护他们。印刷媒体新闻工作者在暴力冲击前首当其冲,因为媒体改革带来的影响,在印刷新闻要比其它任何形式的都来得快。不过,有些电视记者也遭遇暴力对待,尤其是在调查性电视节目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被冒犯者雇人打记者*

随着中国私营企业增多,针对腐败、金融犯罪或者其他商业活动的调查性报导已经成了新闻工作者获利颇丰与令人激动的报导焦点。《南方日报》集团旗下一家报纸的前编辑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新闻工作者受攻击增多的原因是,“新闻工作者良心的发现。他们现在倾向更加努力报导丑闻,揭露违法交易,假冒商品,不诚实的企业家,以及商人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而这通常会冒犯商家与官员,导致遭受殴打与暴力攻击。”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说:很多攻击都是受雇的歹徒进行的。广州摄影记者黄某说:“只要花50元人民币,就可以雇许多人做打手。警察能抓谁?因为他们行凶之后就逃之夭夭。”

在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在案的例子中,攻击新闻工作者的大多数人是私人公司或者公职官员雇用的保安人员。

*张伟国:记者失去以往特权*

对攻击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不予惩罚使得类似潜在的攻击增多,因为新闻工作者许久以来一直扮演政府宣传角色,因此社会上并不习惯新闻界不断发展的监督作用。

前《世界经济导报》新闻工作者张伟国认为,对新闻工作者攻击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法律与秩序的退化,以及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变化所致。他说:“记者过去是 ‘国家干部’,是统治机器的一部份,除了言论方面的限制,事实上享有某种特别的行动权利。这种情况随着市场化的转变有所改变,原有的记者失去了过去的特权。”

保护记者委员会最后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各级媒体对攻击新闻工作者的事件进行报导。允许包括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内的组织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报导并公开抗议对新闻工作者的攻击事件。加强法制,迅速依法惩治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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