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明报新闻网公开谴责共青团中央书记赵勇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

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已不是恶狠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生、《青年参考》主编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开除，主编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按照阁下们的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重的多得是，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六四”比怎么样？

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么做。

“六四”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阁下的讲话与那位团中央书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讲的是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当然，体制内也有明白人。

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他1989年后，十五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六四”下台，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而，他很快进入情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极大的，也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低。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区分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诲。

“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任，有人说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记者。

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二十年，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报道，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扩大事态，把事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伺已久的阴谋。

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作了一个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青年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

但是，阁下们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纠正团中央失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我们有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克强，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青年报报有善意和尊重，甚至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雅量。

当然，他们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年报人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自信；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雅量十分珍视，以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水准的一致。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而是“高水准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1986年底，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总编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

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题不行，有教训人的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副主任何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么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同学们”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删去“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

八十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二百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应良好。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

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时，他说，“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

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四．二六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

团中央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记当面呈交签名信，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生的工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报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还敢推断，将来如果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论，因为，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始了”的气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好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般的姿态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宣布“时间开始了”。

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才是中国青年报真正的“主子”。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下级、宣传和办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国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的“伟大报纸”，而且，当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

了解中国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我们在总结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等好的传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

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年报发行，今天四十多万份发行量，百分之九十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相当多数是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国青年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对此没有异议。那么，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办报文化、办报理念的理解。

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对办“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未有过办“抽象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青年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下们取得共识。

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九十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脸，想方设法往报纸塞稿子，“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人。

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的专版，以及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子，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

办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卫母亲河”、“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对办“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相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

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的眼光评价编辑记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量不到十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意，把报纸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

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还心存办报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下在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报成为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今日出击》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党报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的人。

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今的名记者。

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而且不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

王石说：“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堪重负；一条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头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仁给团中央主管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都说‘老九不能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

王石下台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力挽留。那年，他五十三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至少还可以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七年。他还跟我讲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长篇通讯。“李润虎的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的思维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在总编室报到后，上了三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

一天，编前会后，我在白班办公室看第二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

我知道，泉涌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定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的判断。泉涌说：“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

一会儿，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绍说：“这是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的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位。

至伦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记者谈谈。”找记者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

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研的处理。李至伦说：“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理不迟。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岭火灾、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庆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1987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肩挑，继续着前任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敬的“伟大报纸”。

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总编辑。话说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老徐是什么人呢？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的人。”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老徐没有辜负大家。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六四以后曾经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

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为老徐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沉重，也是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六四后遗症”。国家、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座的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必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些中层干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反《党章》的原则，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六四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判断和报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重、良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报人文化，同时也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告诉阁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们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不同的两个灵魂。

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

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不相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下不但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

阁下在颇有玄机的“现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官场活不下去，胡耀邦就是典型。

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其实，历史上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大政治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着湘江说：“湘江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过尔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意，总是要察言观色，“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否则，早就崩盘了。

中国青年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飞。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讲。两年前，我去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恩泽于民”。

两年后，今年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站通车剪彩的殊荣。“五一”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州人民还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你们北京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按照级别，扬州只是个地级市。我说这些，无非想揭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假大空”毁报纸。

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史的垃圾，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跟我说：“我的任务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

中国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八十年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罪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心”。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谈”的吗？阁下以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心”，什么恰把党狻倍挤直娌怀隼矗扛笙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