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投奔苏联的经过

2004-06-21 22:20 1927年7月17日，宋庆龄乘英籍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直到7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才得知"宋庆龄隐居上海法租界"的消息。关于宋庆龄的离开武汉，中国学者历来莫衷一是，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是雷娜·普罗梅写于1927年7月31日的一则日记。据雷娜介绍，宋庆龄离开武汉时，她留下来帮助丈夫把《人民论坛报》移交给新的负责人，两个星期后，她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遇到在九江上船的宋子文夫妇和董显光："他们--包括我--都不情愿成为船友。宋子文和他的妻子几乎一直呆在他们的房间里。他不向我介绍他的妻子，哪怕有这种场合。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和我讲话，只是在船到终点站上海靠岸时对我点点头，寒暄了一下。我告诉董显光要到一家饭店去。我告诉宋子文，我会先去拜访伯顿。"

伯顿是宋子文和雷娜共同的朋友，后来成为雷娜的妹妹格瑞斯的丈夫。雷娜接着写道："我在码头上被盯梢的C.I.D的库克盯上了。我叫上一辆计程车到孙夫人的寓所，不是直接去，因为司机不知道地方。大约7点30分抵达那里，她等着我，很高兴见到了我。她神经还相当糟糕，她告诉我她一些难处。有人打扰她，房子周围到处都有人监视，向她的仆人询问各种问题，她还没有出过门。"

C.I.D是英国伦敦员警厅的缩写。国民党"分共"之后，鲍罗廷并没有及时离开武汉，他在等待妻子范妮即鲍洛廷娜的到来。1927年4月8日，也就是张作霖大元帅府下令绞死李大钊等人的同一天，张作霖的军队在南京扣留一艘苏联船只，逮捕范妮连同3名苏联外交官，企图强迫她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范妮后来在一位法官的营救下获释出狱，正在从北京赶往武汉。7月27日，鲍罗廷一家乘火车离开武汉，然后换乘汽车穿越蒙古沙漠返回苏联，与他同行的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玉兰。陈友仁是在送走鲍罗廷之后离开武汉的，他假扮成普罗梅的佣人乘船来到上海，身上带着由他担任部长的武汉政府外交部为宋庆龄签发的苏联和德国护照。他和普罗梅到上海后住在一家饭店里，"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充满着喜剧素材，陈友仁来去都用一个日本名字，我去看他，也绕着路走。毕尔到了上海却不允许来看我。"

宋庆龄的政治态度远没有她在"宣言"中所表现的那么坚定，她之所以要投奔苏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鲍罗廷的政治安排和陈友仁的百般利诱。正如雷娜所介绍："我告诉她陈友仁提出的计划。她说她不想直接到俄国去，因为在中国的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她还为难地说，如果她取道去美国，就需要一笔钱。那天晚上没有决定--至少在几天后陈友仁本人直接来谈话之前她还没有决定。最后，在一番我不知情的争论之后，她决定直接去俄国，但不是正式的；他去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她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

雷娜的说法，还可以在宋庆龄的言论中得到印证。7月30日，宋庆龄在家中接受合众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此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这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

与本国的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毫无关系"的宋庆龄，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决不参与任何活动"和"决不担任任何党务"。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宋庆龄和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邓演达一同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她并没有公开予以否认。8月22日，宋庆龄倒是公开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声明自己投奔莫斯科是为了向苏联和全世界人民说明"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1927年8月22日□晨3点30分，宋庆龄假扮成贫穷妇女与雷娜一同乘坐苏联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前往吴淞口，然后在那里乘坐苏联货船离开上海，同行的有陈友仁连同他的随员以及10名苏联顾问。

张耀杰着《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日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披露了宋庆龄的真正角色，胡适与鲁迅势不两立的关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操纵等。并叙述了昙花一现的中国民权第一同盟被断送的过程：该同盟临时中委会违规开除胡适的会籍，中共的直接介入和蔡元培、林语堂的正式退出，该同盟副主席兼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拦路枪杀。（明镜出版社）

1927年9月6日，宋庆龄一行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前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车站发表书面声明："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

然而，宋庆龄的"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的回报。她在晚年写给传记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书信中表示说："当我认识到史达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

雷娜·普罗梅在1927年9月16日写给丈夫的书信中透露了相同的资讯：离开上海前，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苏联人会资助他们成立一个足以压倒和取代本国政府的流亡政府，"他们拜访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现在清楚了--再清楚不过--基金问题可不像在上海时所宣传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