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家里坐着 中国作家还干点啥？

读俄罗斯作家作品时，我很佩服他们在极权统治的黑暗恐怖年代里，大义凛然地承受苦难，承担良知，担起尊严，透出人类永恒的精神之光。这方面，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曼德尔施塔姆、吉米廖夫、蒲宁、扎米京西、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为良知和尊严而殉道的俄罗斯作家，没有学会俯首贴耳，卑躬屈膝，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更不会与专制下的罪恶同流合污，卖国求荣，助纣为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拍案而起，以命相搏，勇敢地对荒谬时代进行道德审判。索尔仁尼琴说：“我己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但他还是在劳改营中以血泪写成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

中国作家在干啥呢？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己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在祸及全民族的大灾难中，中国作家都干什么了呢？也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郭沫若吓得称他以前写的书全是毒草，全部烧掉，并赶写顺应领袖好恶的《李白与杜甫》；沈从文躲进了老屋研究古代服饰；钱钟书一头扎进古斋中；胡风仍在监狱里写着“眼里朦胧望圣旗”；陈白尘在温习着 “清君侧”；浩然在“艳阳天”中编造高大全走在《金光大道》上；姚雪垠在写御批的《李自成》的老八队；还有几个文人充当侍臣，陪“女皇”读古诗……更多的作家送进了“牛棚”、监狱，被挂牌子、游街、扫厕所，顺从权势，自受凌辱，天天在写写不完的检讨书、认罪书、效忠信、密告信、思想汇报……如果没有老舍、傅雷为捍己尊严、良知，以死进行无声的抗争，偌大的中国在文革十年中，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文化良知简直是一片苍白！

而今的中国作家在干啥？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内心罪恶、耻辱、懦弱、麻木而反思、忏悔，也没有关注民生和社会，而是一头扎进钱眼里，在写留着猪尾巴的山呼万岁的 “戏说”；在写拈花惹草仁慈宽厚的皇上老儿；在写血流遍地的殴斗撕杀；在写吹捧权势歌舞升平的胡编乱造；在写才子佳人一地鸡毛的风流韵事；写完上身写下身的鸡摸狗跳……除巴金等少数作家讲真话外，很少听到对社会良知和人类尊严、自由的呼唤！

“近现代以来跟中国一样承受了重重苦难的俄罗斯，诞生了一批群星灿烂的巨人，而我们却除了一堆侏儒以外一无所有。”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但是中国作家何曾写出一部深刻揭示人性的作品呢？又有哪一部作品能与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媲美？我叹俄罗斯作家太"愚"，他们为民族精神而殉道抗争，为社会良知、人类尊严自由而呼唤呐喊；我赞中国作家太"聪明"，他们对社会表示沉默和回避，对历史失去记忆，对罪恶很少忏悔，因为深悟“明哲保身”、“唯利是图”的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