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报导中国“人口危机”

＊一胎化改变自然人群结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强制执行。这从客观上降低了中国人口增长率，缓和了人口过多和生态资源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该政策自1979年起施行至今，成功的限制了中国人口膨胀，否则今天中国人口将是16亿而不是13亿。

但是这项政策，再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也导致了人群结构变化。按照现在的标准，每个母亲生2.1个孩子才能保持人群结构稳定。在中共建政后人口高速增产期出生的人群中，每个母亲平均只生育1.3到1.8个孩子，这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老龄化挑战经济发展

邓小平经济改革时代，就有学者对陶醉于快速的经济发展成就中的人作出理性的警告，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家李冬莉（音译）表示，“当人们说我们会比日本和美国有钱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相信，我们面临的人口压力太大了。”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人口正逐步的走向老化，而老化的速度也比其他国家快，平均年龄将从现在的32岁飞升到2040年的44岁。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上世纪也曾困扰欧美和日本，但他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好几倍，老化速度也慢许多。同时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西方经济向消费型转变，使得他们能够在维持低增长率的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繁荣。中国面临在短时间内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社会和生产力降低的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人口老龄化在五年后会抵消经济增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理查得－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和内尔－霍华德 （Neil Howard）在题为《中国老龄化》（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报告中认为，10年后中国适龄工人群体将开始紧缩。由于中国的高失业率和未充分就业现状,劳工市场紧缩开始可能没有太多影响。但随着劳工市场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这样一个以过剩的廉价劳工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中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老龄化问题，现在这问题只是初现端倪。”

北京当局现在动用国家银行内的私人存款大举投资工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而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微乎其微。将来政府不可能依靠国家控制投资来刺激工业发展，政府必需发放更多的退休金和保健费用，或者放宽资本市场，允许个人从自由市场赚取更多利息。

胡鞍钢认为中国只有贫穷国家的收入，却要承担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社会负担，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一胎制政策可能会加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选择性堕胎虽然是违法的，但却很普及，这导致当前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根据2000年的统计，男女比率是118:100,而正常比率应该是103-105:100,这将使得15%的男子娶妻难。

英国政策学者，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凡乐丽-胡得逊（Valerie M. Hudson）和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安得丽-邓波儿（Andrea M. den Boer）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他们在《秃树枝：亚洲男性过剩的安全隐患》（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这本书提出，中国过剩的男子会造成高犯罪率和社会失序，中国亦可能变得好战和具有侵略性。邓波儿在接受采访时说，许多证据表明庞大的未结婚成年男性是犯罪和战争的危险因子，中国的极权统治是另一个危险因子。

中国专家不认同这种说法。北京师范大学人口统计学者张秀兰（Zhang Xiulan）认为这种说法把男人定义为天生的罪犯和好斗者，有失偏颇。

＊一胎化与人权

在中共建政初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马寅初即提议要科学管理人口增长，未为当政者采纳。1960年初, 马因发表《新人口论》得罪高层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来人口增长过速，到邓小平主政时采取一胎化政策限制人口增加。这些政策对富裕阶层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在中国许多地方，只有能付得起罚款就能够生第二胎，甚至第三，第四胎。而贫穷人家则被严格管理，强行中止晚期妊娠的现象普遍存在。

“大赦国际”曾经披露大陆计划生育干部夺走超生婴儿并杀死的情况。美国之音亦曾经报导湖南长沙干部将一位不愿透露怀孕妻子去向的丈夫折磨致死的恶性案例。这些极端的做法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

＊解决人口危机的条件和措施

胡鞍钢和张秀兰都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仍然有解决之道，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需有高层领导的重视。

有一个办法是提高退休年龄，当前中国专业人士55到60岁退休，蓝领阶级是50到55岁，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低。提升退休年龄可以增强生产能力。另外加强教育，发展不依赖体力劳动的产业，发展金融业，建立健康的股票和证券市场，亦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让工人赚取一些退休保证金。

但最好也许是唯一长远有效的手段是纾解一胎化政策，就是让人们自由选择要生几胎。这个观点还很敏感，但在中国政策圈内已不被认为是异端。张秀兰女士认为在5到10年内不会有甚么改变，因为中国领导高层仍然很关注人口过多和高失业率的问题，但是一胎化政策迟早会松动。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