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海:“恩准”与“宠幸”——再斥戴晴“六四不是民主运动”谬论

在这样一个全世界人民为六四而悲痛的时刻，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迥避六四话题，不敢对六四说一个不敬之词；而戴晴这个女人，却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大放厥词：“六四事件，不是一场民主运动”？（见6月3日《多维网》，下同）

戴晴再一次对六四诬蔑，用了一个她自己也认为是“刺眼”的词：“恩准”----“两千年专制的中国，到了1980年代，只因专制者幵始表现其幵明的一面，经其‘恩准’（这词刺眼吧？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就是这样。也只有认清这一格局，并对在这样的格局上起跳有思想准备，才有逐步取胜的可能），才有了艰难的民主之先声：启蒙。广场占据者的绝不妥协，把他政治理念中或显或隐的幵明堵了回去，并为他背后阴笑着的老革命们奠定了气冲牛斗的‘政治正确’。”

戴晴这一段文字颇为晦涩，关键词是“恩准”这两个字：只因专制者的开明和“恩准”，才有80年代的“民主之先声”和“政治开明”？而六四却“把开明堵了回去”？于是，六四葬送了专制者的“民主之先声”和“政治开明”？

在戴瞒看来，葬送了中国的民主与开明前途的历史罪人，不是邓小人等专制者，反而是六四的“广场占据者”？

戴晴给六四扣上如此荒唐的罪名，并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仅说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机遇”----戴晴毫无根椐地写道，六四中，“自我改造之中的共产党史无前例地收了手，意味着它在重大原则上的让步（也就是进步）。和历史上每次可能的良性转机总是败在打着激进口号、感情冲动的投机者冒险者身上一样，这回这一难得的机遇，也为高喊口号、希翼以逆取一蹴而就的的野心家所断送。”

戴晴的这段文字，将中国的噩运全部归罪于历史上的改革者。谁打激进口号？谁感情冲动？谁就是投机者冒险者？而专制者已在自我改造？已有让步（进步），是中国的良性转机？这一个难得的“机遇”，被六四野心家断送了？

在戴晴看来，专制者不打激进口号不感情冲动，不是野心家？倒是六四的领袖是野心家？

为什么戴晴如此颠倒黑白？如此无耻？！

例如，戴晴在她的文章一开头也说：“六四事件，是一场由学生运动为前导的都市民众街头抗议，抗议的内容是要求信息公幵、决策透明，抗议的对象是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百试不爽的政治栽赃与政治压制，接着将目标直指官员的腐败与低效率。”

白纸黑字，以上民主运动的事实，在戴晴笔下也写出来；所以戴晴诬蔑六四“不算民主运动”，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戴晴写文章如此厚颜无耻，在其《我的四个父亲》一文中也有典型例子：

戴晴写其义父叶剑英一生中有过七个女人，到叶剑英死时却没有一个女人在身旁。叶剑英官至“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女人有过多少？这类绯闻本来不是正面文章，而戴晴却天才地从中发掘出叶剑英的正面闪光点：“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

一个大官一生中有过许多女人，是“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

此厚颜无耻的溢美之词，出自－个女记者之笔，实在让人印象深刻：原来，做大官的，如能多搞几个女人，在戴晴看来，也是“激情不倦”？
如此无耻之笔，与中国历史上一些无耻文人，将皇帝霸占民女写成“宠幸”，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此无耻之笔，将戴晴的无耻文人的面目暴露无遗！

结论：是无耻之人，写无耻之文！是戴晴无耻，才能写出如此无耻的文章！

我曾经写过－篇文章：“写宠幸文章，是中国文人最厚颜无耻的传统”。我一再感叹中国男文人的无耻天才，能发明出“宠幸”这两个字！

例如猴山上的猴王，垄断了所有的母猴，其他公猴虽屈服于猴王的武力，也不至于站出来称颂猴王的垄断是一种宠幸。所以中国人间的臭男文人，比猴山上的公猴还不如！不要说人格，连猴格也在公猴之下！

如今连女文人戴晴也站出来说叶剑英“对女人的激情不倦”？哇噻！中国的宠幸文章一代传一代，至今出了大牌女作者了！

所以我也非常感叹戴晴的无耻天才，不仅能创造出“对女人的激情不倦”这一句永垂不枯的文章，又能创造性地引用“恩准”这一句古典，以评论六四的功过？

看来，中国的无耻文人，不论男女作者，总是喜欢写宠幸与恩准文章！所以，此篇驳戴晴文章的题目，就订为：“恩准”与“宠幸”。

只是我很奇怪：恩准与宠幸在海外是很刺眼，在国内却是专制者与走狗的优良传统。在党报上，恩准与宠幸字眼根本不会刺眼！戴晴理应回到国内党报上去乞求恩准与宠幸！否则，戴晴在海外冒充“民运人士”，能被恩准吗？，

写于2004.6.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