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文革真实记录：1974年 一个失踪的少女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
疆业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的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这么大，10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好，我说。

　　 1974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要外出给学生们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菏泽，牡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不来。我听说菏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10天。第11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须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3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根，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抬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地上，很快“噼里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子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挂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找人借粮借不上，借了也没法还。我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出来。刚跑出来时觉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才知道自己根本没地方去。回济南吧，没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农村去，大队他们肯定不会饶我，起码打个‘革命的逃兵’，今后更没好。我在车站上碰到一个人。他是个业务员，新疆来的，他说他是北京人，现在父母还都在北京。这人三十多岁。他说他是从北京支边到新疆，没娶老婆。他看我可怜，说可以带我去新疆，但必须嫁给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带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没主意，请你们给我做主，说我该怎么办？”

　　我完全懵住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把终身大事随随便便交给一个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时候，就这情况。细一想，她无亲无故，没来路也无去路，走投无路。她又没社会经验，找谁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个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人，选中了我替她决断。这就叫我非常为难了。这是关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选择。我的一句话也许就要把她推向一条生路，也许推向一条绝路。我一向以为自己有点主意。我的朋友们遇到难处，都喜欢听我的分析和判断，但我头一次感到自己无能。我扭头看看那复员军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

　　看我，也是一对问号。他那股侠义劲看来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说话。可是她把她的命运压在我手上了。这分量实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孩子直怔怔瞧着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会怎么做。再想一想，那个新疆的业务员要是走了，她怎么办。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现在要饭都没地方要去，到处搞阶级斗争，不知你底细谁敢把东西给你吃？摆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运，又是极现实的问题呀。

　　我一急，来了灵感。对她说：“你把那新疆业务员叫来，我们看看他再说行吗？”

　　复员军人看我一眼，好像称赞我这办法对。这女孩子一听，脸仿佛都亮了，马上点头答应，去了。我、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都蹲在一块，等那新疆业务员来。我们说好，他来了，咱就好好盘问他，别客气。别叫这姑娘不明不白地毁了。

　　不会儿，那女孩子就领一个男人来。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离高，腿挺短，有点罗圈，上边一件蓝布大棉袄，提着个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肤给风吹日晒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明，一看就是业务员，没错。他说他三十多岁，我看起码四十二、三。还没等我们站起身他就蹲在对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烟卷，飞快抽出一根给我，又拿出几根，一人一根扔过去。这在业务员那行叫“发烟卷”。我们才要谢绝，他龇着牙笑道：“烟酒不分家。”凭我的观察力，他是业务员丝毫不用怀疑了。不等我仔细打量他，他眼睛在我们个个身上来回扫过两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们看透。我看这人过分精明，有点不放心，就问：“你是新疆什么地方的？”我刚一说，他立即从口袋掏出一张证明信，打开，还用手指“嗒嗒”弹落里边夹着的烟末子，递给我，又掏出一个红塑料皮工作证给我。一看，确实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叫“红卫印刷厂”的单位工作证，证明信上说是来买圆盘印刷机。工作证上还有他的照片，盖过钢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仅没有任何破绽，还叫人心里踏实了。我们几个把他的工作证和证明信都传着看了，这下不但没有任何疑问，也没话可说，有点犯傻。他却说了：

　　“咱们素不相识，我的话信不信由你们。可还得说一句，我和这姑娘也素不相识，她的话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带走。我是在这儿等车，看她坐在旁边哭，哭得挺可怜，我以为她缺钱，要帮她，谁知她一说，是在生产队受气跑出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我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门草打厂117号。爹娘和一个姐姐现在还住在那儿。我是十年前支边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车工，厂里看我能干，能跑能颠，叫我出来干业务采购这行，吃苦受累呗。我一直没结婚。你们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内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带去的，单身女人也不愿嫁当地人，想法嫁到内地，好回内地呗。当地的女人跟咱习惯和不来。我在内地找不到媳妇，谁都明白，嫁给我就等于充军了。条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也不肯。我就一直没结婚。可你们别以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乐儿，我也习惯单身生活。要不是碰见这姑娘，我根本没打算结婚。当时我看她怪可怜，无亲无故，生一个想法，带她回去。可我总不能不沾亲不带故带一个姑娘回去，算哪门子事？我说是我妹妹行吗？单位人会说，你哪辈子的妹妹呀，怎么以前填表从来没这个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这样，就说你要嫁我，我管你。说实在的，她一没户口，二没粮食，跑到哪儿也没法活。我还好，跑这些年业务，地面上关系都熟，再说那边也没这边严。起个户口，弄个口粮，不成问题。我说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对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说她才20，差着不小呢。我这么大人了，也不会欺侮这个小姑娘。我这么好心待她，她将来也不会对不起我。对吧！她说她得找个人问问去，就找到你们恕Ｄ忝羌肝豢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