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难调查：一位清华学子遇难之后

　　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那个大屠杀的夜晚，周独自一人离开学校朝市中心而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他死于离天安门不远的同仁医院，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一直到７月６日才从这所医院找到他的尸体。一位农家子弟，身后留下了一个凄凉、破碎的家和孤独、绝望的老父母。

　　前年２月２２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听完布什总统讲演的。这倒不是因为总统的讲演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而是我深感于中美两国制度之迥异。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本该属于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权利呢？为什么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还需要由一位外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给那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才俊们宣讲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所讲的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呢？再看看讲演大厅里那一个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清华学子，他们那傲慢中掺杂着自卑、倾羡中掺杂着嫉妒的神态，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他们的一位学长，即上面提到的清华无线电系硕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对那天有幸坐在讲演大厅里的青年朋友们说，当你们为清华出了那么多党政要员而感到荣光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记住，早在十三年前，你们的那位学长就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实现今天布什总统所宣讲的一切进行奋斗了，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生命……。

　　我－－一个曾经在大学课堂里和讲台上度过大半辈子的人－－就是在这百感交集的思绪中听完布什总统演讲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场运动，想到了当年有那么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经受着各种苦难。我－－一个曾经在８９年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为我们的民族有周德平这样的清华优秀学子而感到骄傲和安慰，也为那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清华大学场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说起清华，说起周德平，我的思绪不由得从济济一堂的讲演大厅转到湖北南部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养育清华学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经从这块曾萌生童年梦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自儿子遇难后，那年年月月伴随着两位老人的，只是无尽的凄苦和绝望。

　　我是在七年前才寻找到周的亲属的。我自己无法去看望这两位老人，一直到前年冬天，才委托一位朋友顺道去看望了他们。朋友告诉我：周家所住的两间平房是全村最破旧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都掉落了，寒风直往屋子里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什，连仅有的几张板凳都已破烂不堪。别人家看上彩电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周母患神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躯蜷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年来我们给他们转去的救助捐款，仅够两位老人艰难度日而已。９８年长江闹大水，周家颗粒无收，房子也被冲坏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如果不是及时给他们追加救助，景况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的儿子不死，他们会活得这样凄惨吗？

　　但是，就是对这样两位勉强维持着残生的老人，共产党的官员也还不肯放过他们。９８年我给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一位前任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去，迫于无奈，我专门给这位书记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说：

　　“我已得知今年７月间我从北京邮局汇给周治刚的８００元人民币由你从当地邮局擅自领去，至今不还给收款人周治刚。

　　“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应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邮政法规的规定。你这样做是知法犯法。你也不会不知道，周治刚是‘六四’难属，他年老体弱，现在又遇到水灾，朋友们给他寄去这份汇款，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周治刚作为一名公民，有权接受这笔汇款。在法律面前，他和你是平等的，你没有任何理由扣压这笔汇款。

　　“我今天给你去信，是把道理讲清楚，请你接信后立即把汇款８００元还给周治刚，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将通过法律渠道状告你和所在邮局的局长，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最后这位书记把钱退回给了两位老人。

　　但是，住在城里的人是很难想象偏远农村的基层官吏是怎样横行乡里的。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又接到了周父的来信，信上一开头就说：“那个没良心的政府，我们这些受害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而信的最后一句话说：“真把我气死了！”原来周家再次遭到了侵扰。这回是村干部带领镇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开着吉普车到了周家，他们胁迫两位老人“老实交代”接受北京汇款的情况，说是再要发现有北京来的汇款，他们就立即扣下。他们厉声恶语地威胁两位老人：今后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回家还要向他们“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立时报告。这种强加的侮辱性规定，同毛泽东时代对待所谓“五类分子”的做法有什么两样？

　　我常常想，同样都是人，甚至共处一片土地，同住一个村庄，为什么竟能如此不把别人当人来看待？！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践人、把人不当人的做法稍稍改变一下呢？为什么还不能稍稍打开一点门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点在别人看来已经象穿衣吃饭那样普通的人权和人的尊严呢？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总统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兜售”他那个为中国权贵们所不屑的“西方价值”的缘故吧。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于用自己的行动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人。他们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底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