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县赤安村上访的女企业家郑明芳(当事人提供）
郑明芳一家祖孙三代十口人，上有年迈的奶奶和高堂父母，下有因贫穷缀学在家的一对子女，此外还有下肢瘫痪的丈夫和曾被强暴导致精神失常的妹妹和妹妹生下的没有父亲的孩子。郑明芳在几年到处上访中受尽冷眼、牢狱折磨并险些被扣上“精神病”帽子，她时有哽咽的哭诉说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依靠她一人乞讨为生。
地方官员财迷心窍 一块土地双份收费
1989年冬季，上仓镇政府同郑明芳达成协议：郑明芳筹集资金在青梅公路101公里处添平一农民取土留下的深坑，按照规定添平的土地借给郑明芳使用二十年，建成商店325.5平米。90年春季郑明芳得到了同政府签订的二十年不变的【土地有偿租赁合同】，合同规定：此房用途只能用于商贸住宅，禁止私自拆迁。
因有20年合同，此后郑明芳投巨资设置变压器一台、发动机组一套，架设了300多米长架空线路，打深井两眼等，店铺分别租给了美容院、汽车配件厂，她和座着轮椅的丈夫还经营着自己的金属配件加工厂等……，郑明芳介绍说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生活奔上了小康之路，他们家拥有了各式家用电器、摩托车、汽车等。
好景不长，在二十年合同的第七个年头1998年，政府官员突然多次挑起事端停电停水以及有意造成供电事故，期间长达一个月，供电事故烧毁了郑明芳的家用电器和租赁店铺企业的电器还有电力设备，并且政府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再次强行高价卖给郑明芳这块商业店铺的土地，并说这次是永久性的了，不会有变动了。
郑明芳说：“99年春季，政府收了我两个土地照的费用后，给我和我丈夫黄道元每人各一张土地照，政府为了多收费，竟然把一块土地写成了两块。”
“我发现土地照使用期限是四十年，和政府许诺的‘永久性’不符，感到再次被政府欺诈，多次找政府理论，政府只好再次与我签订四十年后不再收费的合同，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这份合同。”
在多次签订合同变着花样收取土地使用费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和郑明芳的对立激化，面对大权在握地方官员，现在郑明芳的店铺工厂不能经营一直被闲置。就这样在地方官员乱收费的横征暴敛和个人间私愤的对立中，郑明芳不但经营了七年的财产化为泡影，借的高利贷雪球也愈滚愈大高达一百多万元，他们家庭因贫困 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亦缀学在家。
走投无路抗争求一死 公安刀声霍霍向冤民
面对如此冤情，郑明芳从1998年3月18日开始到处奔走上访碰壁毫无结果，地方公安分局曹学见局长让她有本事去找安南、找联合国解决，郑明芳万般无奈，于去年2003年9月29日上午，她带着上访材料和出售自己人体器官的牌子来到下着小雨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欲向外国人出售器官以换取家人的生活费，她被公安抓到北京市天安门分局，公安通知了当地部门，郑明芳于夜间被当地接回。9月30日公安通知她：你不要再到北京去了，10月1日当地政府给你解决你的问题。
“2003年10月1日上午8点，”郑明芳记忆犹新：“我按照政府的要求，准时到对面计划生育办公室西北角一个宿舍里边，当时政府领导告诉我今天的目的就是给我解决问题，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男人都是领导，但是他们转移话题激化矛盾，我以理服人并据理力争，他们恼羞成怒，蓟县人民政府整顿办公室的潘主任不但骂我，还从床上立起来准备打我，蓟县教育局丘科长，蓟县信访办公室马科长，蓟县工商局莫所长他们三个联合把潘主任拦腰抱住，我才得以逃跑。”
“我一气之下就去到北京，在半路上我花了十四元钱买的90号汽油和一个防风打火机。在蓟县县城西侧30华里处，有七个刑警队员带着钢盔背着枪正在拦截上访人员，我绕道过去了。
大约下午一点我就到了北京天安门城楼附近，想到我就要死了，还没跟亲人道别我就哭了，我跟三五个游客借手机要跟家人道别，我说我就要死了，还没跟亲人道别请他们帮一下忙，他们怀疑的看着我，我就给他们看了我的上访材料、身份证、和公安局给我开的我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证明等材料，还给他们看了包里的汽油，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就在这天安门城楼下自焚，因为我现在没有活路，是政府迫害我，我要用我的死唤醒更多的民众。
当时游客就跑去向天安门城楼西南侧的石狮旁正在聊天的三个警察报警，这三个警察他们就象电影里边警察抓特务一样扑过来，把我的两手反过去踹在地下，警察对围观群众造谣说他们说抓到了一个法轮功，这又是一个练法轮功走火入魔的，我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不是法轮功，我是一个上访群众，因为上访多次遭到打击报复，现在我没有活路了，我就想以死唤醒人们，他们说不要听她胡说，把她带到警车上！他们就把我带到一辆警车上。从抓我到警车上，有许多记者给我拍照、录像、采访、安慰我表示要给我报道出来。”
“警车把我押到天安门纪念碑东侧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二楼，墙上写着北京警察办事处，9月29日我出售器官时也是被抓到这里了。负责我笔录的警察叫吴景业23岁，他作的笔录很少只有30～40个字，他还说我是‘一个大傻娘们，我给你签字’，我的姓名都是他给我写上的。
他们反绑我的四肢，使我面部腹部朝下，有一个穿着便衣的公安领导坐在办公桌上说，她练了几十年法轮功了，功底深厚，你们只管用劲绑，有多大劲就用多大劲。
当时我被扔在楼道里，还有一个上访的人也被扔在楼道里，楼道拥挤，我们被经过的人踩在脚下，警察还用皮鞋踹我的后背和脖子。我告诉警察我怀孕了两个多月，中国的法律就是杀人犯怀孕了也得生下孩子之后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啊，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有许多人上访群众包括白发老人都跪在地下向警察替我求情说，你们放了她吧，她还是一个女人啊，哪怕一个男人也经受不住这种酷刑啊。”
从10月1日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10月2日凌晨两点半，他们连续对我动用了酷刑12个多小时，我不知昏过去多少次。因为长时间的捆绑，我的四肢变得紫黑。
领导还不停的说，哼！她就是法轮功，她练了几十年，你们一定要用力！我不停的对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能侮辱我，我是被政府迫害的，我这包里有我的上访材料和当地公安机关给我开的证明。
因为我以前听说他们把所有上访的群众都扣上法轮功帽子，当成法轮功学员进行摧残，我怕自己遭受同样的命运，就提前让当地公安部门开了证明（证明内容是：兹证明郑明芳同志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无历史问题。下面是当地公安部门的公章），但是这个证明不管用，他们仍然强调我是练了几十年的法轮功成员，我才四十岁，难道我的父母没生我之前我就练了法轮功了吗？（法轮功传于世间只有十几年──记者注）”
郑明芳接着说：“10月2日凌晨两点半，天津市一个便衣特务队长马某、和蓟县人民政府的便衣四个人，来到天安门分局二楼，他们抬着我的四肢走到楼梯处，因为楼梯处太窄四个人没有办法抬，他们就拽着我的马尾辫把我拖下楼梯，马某命令把我扔到了汽车里。在汽车里有一个人摸着我的脉搏说她真的不行了，在昏昏沉沉中我听到马某说哪怕成了死尸，过一会儿只要仍到上仓派出所咱们就没事了。”
“我的西服，鞋都不知被他们扔到哪里去了，我浑身被拖的都是土。”
“他们把我带到治安科，听到特务回答别人说这她是练法轮功的，他们还用强光照我的眼睛，我口干舌燥张不开口，不禁流下了眼泪。治安科长看到我的手都是黑的，知道我拿不了杯子说我帮你拿，我可是科长啊，我可没有伺候过别人啊，他故意把水往我的面部和胸部到了一下，嘴唇沾到了一点点凉水勉强能张开，我说我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包里都是上访材料。
治安科长说现在四点多了，局长八点上班。局长上班了也许会批评你，你不应该去北京，这样给国家造成国际影响是不好的，你现在没造成影响还算好，你一旦点着了，那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
身陷囹圄胎儿不幸夭折 摧残折磨手段骇人听闻
“当时我也动不了，从椅子上滑到地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到早晨八点他们用车把我送到蓟县公安局七里丰看守所，他们把我关到死囚牢里，和杀人犯关到一个屋子里。在看守所长、一些男看守和还有一些透过小窗口看我的男犯人、女看守、女犯人和死囚牢里的两个监视器面前，他们命令杀人犯扒光我的衣服……，这是我有生以来遭受的最大的耻辱，记忆中我几乎没有一丝不挂的时候，又有那么多人看着。”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他们把我的钱都搜走了，我的鞋也被牢头狱霸扔出去，把我的衣服也都撕坏了。管教、所长命令十几个重犯人用塑料盆往我的头上身上泼冷水，我也不知道被折磨了多长时间，管教们纷纷都走了。犯人们就说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你们家，这里没有大爷，进了这个门都是野兽，你不要把你自己当成人，你也是畜生！你也是牲口！这里就是人吃人。”
“在看守所里，就象牢头狱霸同时有几个丈夫，他们见不到面，但他们可以互相传递信件，牢头狱霸从我的帐上给她的男情人买什么礼物，我反映到看守那儿，看守把话传给牢头狱霸，她们就来回传递折磨我。他们夜间都休息了，唯独我不能休息，他们命令我坐着监视犯人夜间自杀的事情，如果有犯人自杀，责任在我。在折磨绝望中我实在没有办法，想到了绝食，就这样我连续绝食了413个小时，一口食物没吃，每天只喝一点凉水。”
“看守所里每天发给每人大约一两一个的两个窝头，窝头是发霉的玉米面夹着老鼠屎和别的肮脏的东西还不熟。因为我拒绝吃他们的窝头，看守所所长还有看守们威胁我说，就是因为你丈夫在外面活动我们才照顾你，以前这儿也关了成百上千的法轮功，他们跟你一样也绝食，你打听打听，最后他们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杀猪注水吗？用二寸粗的胶皮管子插到嘴里，连上水泵推上电闸就象灌猪一样，往肚子里边强行灌水，灌的法轮功学员七窍冒血，肺部都炸了。还有的看守用电棒捅法轮功学员的下体，浑身都给烫坏了。”
在北京天安门分局和看守所里的折磨，使郑明芳腹中两个多月的胎儿流产了，看守所里没有药物也没有人管她。可是，看守所对郑明芳的丈夫说：明芳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我们对她非常照顾，我们光给她买感冒药就买了几千元钱。请把钱给我们拿过来。郑明芳气愤的说：”我一粒药都没吃，我什么时候感冒了？”
蓟县城关镇西北域村41岁的妇女宋风珍因村干部霸占村民谋生的地并变卖求钱而上访，也多次被当成法轮功被关进看守所里，在看守所里她因剧烈头痛向看守要了一片药吃竟然导致大脑一片空白，从此反应迟钝变得精神失常，借了许多钱医治了两年才渐恢复。
蓟县出头岭镇南河村49岁的宋淑玲亦因举报蓟县水利局官员贪污扶贫款建造豆腐渣工程而两次被关到七里丰看守所，看守们命令犯人们用带有经血的卫生巾、臭袜子塞入她口中，还用水桶扣在她头上她险被折磨死去。
郑明芳的妹妹在她入狱期间背着90多岁的奶奶去县政府评理，质问为什么把人关入死囚牢里并不让家人探访，县政府回答他们说因为郑明芳轻生，我们只是保护她几天，要不然我们不想关她。还声称郑明芳在看守所里犯精神病的时候，高喊反动口号，高喊法轮大法好。
郑明芳说：“看守所每天都提审我，我拒绝回答一切提问。在他们到处给我罗列罪名都不成立的情况下，他们又想到把我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看守们提前告诉我你丈夫在外边给你买通关系，很快就会放你，但是你自己也一定要自救──你要装疯，你要装疯的话就给你鉴定是精神病，精神病你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如果精神正常，就要判你十几年，你一定要把握好，千嘱咐万叮咛。”
“不管他们怎么嘱咐，因为我在2003年7月份的《法制报》上看到一个上访女，在精神病院被他们摧残了六年，最后几乎精神崩溃，在六年折磨后逃出了精神病院。所以我就想，如果判我10年、即使20年也是有期徒刑，我如果真的装疯，他们会把我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四肢带上刑具，武警战士拿着枪拿着电棒看着我每天打针吃药的，我想我绝不能那样作，如果那样作的话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10月12日，他们把我带到天津让七个专家给我作精神鉴定，我努力说服了七个专家，最后七个专家在精神鉴定书上写上‘郑明芳精神正常。”
“在他们政府实在找不到理由判刑和送精神病院的情况下，还有社会的呼吁，他们只好把我放了。10月17日夜间10点半，政府、公安局他们联合把我拉到家里，我拒绝坐他们的车，他们把我抬上了车。”
郑明芳还揭露：“看守所不断的勒索我家人的钱财，我丈夫给我的1000元钱，看守们吞了500元，500元上帐。到我离开时，剩下的钱也不结账还给我，说会计不在家。”
上访衙门层层向“权”开 欺民恶霸官官动杀戒
10月18日，郑明芳让女儿把她的经历发到了天津市长戴相龙的电子信箱中；10月24日，她又给天津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的何会玲（音译）打过电话，她说：“何会玲大姐安慰我你不要着急，你一定要养好身体，你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快督促解决的。”郑明芳表示何会玲女士是我她碰到的极少的一位有良心的官员。
11月1日，天津市政府、市长给郑明芳回电子邮件告诉她我们经过研究已责成蓟县人民政府认真解决处理。但是从那以后一点消息也没有。
此后，郑明芳又多次冲破重重封锁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两办的101处106室，姓吴的女人接待了郑明芳说国家一定会秉公办事给你解决，后来郑明芳才得知她是蓟县出身，地方政府每年都贿赂他们，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替上访人说话的。两办接待处把上访材料转给被告的人，上访人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受到被告地方官员更加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
郑明芳还多次敲过曾庆红等中央领导人的门，每次都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她说：“在府右街派出所里，我们连一点凉水都喝不到，我们扒在窗子上乞求上厕所的警察给一点凉水吃点药都不给。警察也经常摧残上访群众，甚至经常被他们打死。前几天府右街派出所有个辽宁的叫李丽萍48岁了，就被他们逼的在空调架上上吊，最后我们很多人呼救才幸免一死。”
2004年4月26日星期一是蓟县人民政府县长接待日，郑明芳和其他村镇上访的八、九人等待县长接待，又瘦又高的秘书科科长张力勇在警卫室告诉她他们因今天下雨县长不接待了。因郑明芳询问为什么上访农民顶着几十里地的雨都能来，这么几步道县长为什么不能来，张力勇表示不满，打电话唤来了三名持手枪的警察和一辆警车，因上访群众一致抗议警察才作罢走掉。
此外当天，蓟县还有下仓镇200多人到镇政府上访，告村支书郝文龙霸占村民生命田300多亩，贪污统筹款100多万元，郝文龙竟把村民选的代表王镇生打伤住院，镇领导马玉田，杨秘书还袒护打人者郝文龙。
一万七千人的下窝头乡青甸村的村民也联合上访。
下仓镇49岁的农民吴秀敏于90年被镇领导强行带到北京通县263医院做绝育手术，手术中她不时心跳停止在回家的180里地途中，被打了两次强心针，下体大出血染透了褥子，治疗了八个月。镇干部擅自代表吴秀敏同263医院私了医疗事故并侵吞了全部私了费；因村干部霸占田地高价出租村民，他们全家付了3000元钱仍没有得到一寸土地栽种谋生，六口人在不到10平方漏雨的房子靠挖野菜和粗粮度日。尽管如此，因他们多次上访，干部们恼羞成怒一次擅自撬锁抢走了他们赖以度日的全部粮食和财物，镇政府还派一名近40岁的武装部的人充当杀手威胁他们要对他们杀人灭口。
郑明芳的家中也经常有几名政府派来的监视，在两会期间，为了防止她上访，监视人数高达百人，其中一个被称为焦老大的和其他人还经常威胁她取她性命易如反掌。
出头岭镇南河村49岁的宋淑玲在4月27日到北京上访时被地方官员从府右街接回到出头岭镇已是晚间，几个干部正在饮酒，其中一个司法干部自称要处置她的案子，在她面前露出生殖器官，还猥亵的追着吃惊奔走的宋淑玲，宋淑玲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暗夜里奔跑了25公里逃出了。
闻海外报道恼羞成怒 逼诱供特务寻衅冤民
郑明芳说：“2004年4月26日，我听到天津市便衣特务队长马某在我家门口问我丈夫说郑明芳是住在这里吗？我听见他说话，我当然最了解他的声音啊，我说是啊，在这儿啊，马队长您来了？”
这个马某就是前文介绍的2003年10月2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带领着特务们拽着郑明芳的马尾辫从二楼拖了下来把她仍到了汽车里。
马某说：“哎──，你怎么没看到人就知道我姓马啊？”
“我说您那对我下的那毒手我终身都不会忘的，我能忘的了吗？”
马某说“我去年看到你怎么那么狼狈啊？”
“我说去年你们那么下毒手摧残我，把我象个拖布一样拖过长安街，我能好吗？”
马某又问：“在网上登了你的事情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噢──，”马某试探道：“知道了，是别人帮你登的。你委托过别人吗？”
“是的，我委托很多人。”
“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你们都是怎么认识的？”
“我在上访时，成千上万的上访群众他们很多人都问我，我说我遭到地方政府的欺压残害，他们霸占我们的财产，剥夺我们的生存权，他们还对我们敲诈勒索，地方政府还天天让我们找联合国，找安南，我说我们找不到，哪位朋友你如果愿意帮忙，请把我的事情发到国际互连网，转给联合国，转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转给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我不知道是谁传的啊，但我很感激这些朋友。”
马某问：“你真的没在你家上网吗？”
“我说我不会的。我被你们打到死囚牢，就象我进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不但被你们磨练的更加顽强而且更加精明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不会让你们鸡蛋里挑骨头，让你们抓到任何把柄。”
据悉，现在只是在蓟县就有许多被追捕的上访者，郑明芳表示随着权力者们相护勾结的加重，无法无天的政府官员给很多的上访群众扣上法轮功的帽子，任意进行威胁、镇压、残害。人权和民主对上访者来讲如同奢侈品，他们被剥夺了生存权。她衷心请求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如实报导关注中国人的人权、生存权。
郑明芳还说因为线路被卡断，用所有电话都不能把我的冤情传真到“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请求各位朋友和网站、组织把我的这份诉状转达“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拜托了！我代表全家十口老少残疾亲人，给你们下跪了！
郑明芳 Zheng Mingfang
家庭电话：022-29850918 / 022-29856058
郑明芳孩子手机：013512297088 / 013512297088
地址：301906 天津市蓟县上仓正大培训中心
蓟县人民政府 022-23315821 专线 022-12345678
蓟县县委 022-29142612
蓟县人大 022-29142219
蓟县信访部门 022-23306490
蓟县人民办公室主任李洪业、秘书科科长张力勇 022-29142345
蓟县公安局 022-29141158
蓟县七里丰看守所 022-82861638
上仓镇政府 022-29858105
上仓派出所 022-29858240
大纪元记者赵子法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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