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李鸿章

　　1883年正月廿六日，直隶总督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疏朝廷，请求赏假回籍葬母，李母李太夫人于上一年3月去世。公务繁冗，李鸿章拖了一个月才成行，自天津乘轮船回原籍合肥。

　　李鸿章这一年正好是60岁，虽至花甲，官宦生涯却正值巅峰。按古来“丁忧”制度，为尽孝道，官员应该在家守丧3年。但朝廷此时怎么能离得了李鸿章呢？去年他几次回去办理丧事，不都被朝廷召回吗？

　　离开京畿，倒是能够暂时躲开耳边的喧嚣之音－－－因为新近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上的谈判失败，他正在遭受朝野的指责。

　　早春三月，跪在母亲坟前，李鸿章心情复杂：他20岁时做诗言志，愿做贾谊这样的青年俊杰，言犹在耳，但是，倏忽年已花甲，两鬓花白，他却发现自己步履维艰，做什么事情都被互相牵制而留下遗憾。

　　可让他安慰的是，在188年，他所致力推动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20年，似乎已经初见成效：

　　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从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并把有的外商轮船公司挤垮。而到本年度，长江上的华商已经占了十分之六。开平煤矿从生产之日起就和日本煤争夺天津市场，而且渐呈优势。“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

　　20年前，当40岁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初次看到洋枪队展示的威力，他内心的震撼久久不去。从那时开始，李鸿章自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挽救大清朝于摇摇欲坠处境中的途径，那就是借西方科技来充实中国的军事力量，以达到自强。

　　这种想法不独他有，“太平天国”之患一消除，有识官员们即致力此道，于是洋务运动从1860年代开始兴起。而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持续地推动这项进程，同时也被它时时改变。

　　18**年，他仍坚信中国之各项制度是远超西方的，只有武器落后于别人，因此他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东西，就有了让西方人忌惮的法宝。

　　“沙上建塔”而已

　　到了1870年代，李鸿章无奈地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只是沙上建塔，无以为继，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大机器工业体系作基础。

　　因而他提出“寓强于富”，以18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持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始终未能成大规模。

　　李鸿章更头疼的是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他对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18**年的时候就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

　　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早在1863年，就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设外文、数理、机器制造等课程。1868年，又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译书馆，开始有组织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李在1872年会同曾国藩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在曾国藩去世后独立主持此项创举。

　　李信奉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世事，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考角度和实践重心，这使他比同时代的清流派更具有远见。然而囿于自身局限，也受制于外部环境，李鸿章在制度改革上穷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

　　在多年以后，当他因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而在国内声誉尽失而暂时赋闲时，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

　　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在此过程中，李鸿章深深理解了王安石和商鞅这些古时的变法者。

　　忌惮与牵制

　　尽管手有重权，但李鸿章能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忌惮。李鸿章从未进入军机处，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更何况，在朝中自己也树敌不金明哲保身之道，做分内之事，不敢“好高骛远”。

　　因回乡葬母而离开权力中心的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却让李鸿章产生了些许不安，并非他过分敏感，实在是因为朝中的各种力量交错作用，太后心机似海。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独揽大权的势头日益明显，朝中恭亲王尚且战战兢兢，更何况是李鸿章？他只能靠多年宦海中积累下的老到和狡猾与之周旋，不敢有丝毫懈怠。

　　另一方面，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1883年，朝廷的议论一直在越南问题上，两三年来，法国在中国的藩属国越南步步紧逼，朝廷犹豫战和，官员分为两派，吵吵嚷嚷。

　　而李鸿章这次是下决心要尽量避免战事的：洋务实力尚需发展，此战耗银巨大而中国却无太多实际利益，因为多年来清政府自顾不暇，越南实际上已经受到法国的控制，何以现在要冒同法国交战的危险来争夺这个宗主权呢？

　　农历三月十五日，朝廷发谕旨到李鸿章家中，命他回北洋大臣署任；三月二十五日的诏书却突然命他“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都归其节制。

　　常人看来，这是朝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但是，李鸿章自己却察觉到，这可能是政敌设下的陷阱，于是坚决拒绝了这一任命，清廷也只好照允。又过几个月后，朝廷又召回李鸿章到他原来任上。

　　这一微妙时期于是被安全度过。

　　个人风险得以避免，但李鸿章非常担心，他深知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洋务现在亟需钱用，中法之战不管胜负，对中国而言都是损失，更何况他深知中法力量对比。在两年前，李鸿章把他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思想总结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只要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能不打仗尽量不打，因为时不我待，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只有中国还恪守成法，国力停滞不前，即使与一个国家保持了和平，新的敌人又产生了。

　　但是中法之间的战事最终没有避免，虽然在陆地打了胜仗，却在一年后被法国人破坏了福州马尾的船厂，福建水师主力被摧毁，总损失据称达“一万万两白银”。

　　洋务运动深入发展之际，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如李鸿章创建大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建电报等等，都曾被弹劾。清流派也被费正清称为“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

　　最荒谬的是铁路。1883年，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他恳请总署（即总理衙门）出面主持大计。

　　国人对于铁路的态度实在是可笑可叹，比如说1876年，清政府以28.5万两银子的价格，将英国商行偷偷修筑的吴淞铁路买回，李鸿章力主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办理此事的沈葆桢却屈服于顽固派压力，将铁路拆卸，运到台湾去了。

　　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

　　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十分痛恨，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为之阻挠。

　　李鸿章很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君王主持，而臣民一起努力的局面。但在清朝，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所作所为却总是谤议满廷，而且，他不仅不能总指望在最高层那里讨回公道，还要对他们的忌惮诚惶诚恐。

　　李中堂的局限

　　把李鸿章在改革上的困境全推给外因毕竟有失公允，其局限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李鸿章在兴办企业的时候选择的“官督商办”模式，曾经被他自认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弊端丛生。

　　以当时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漕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李鸿章起初任用漕帮中人管理招商局，后来改用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了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它既不是官办企业，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结果弊端丛生。

　　实际上，与李鸿章同时代的郭嵩焘，便反对官督商办，但李鸿章不理解近代机器大工业必须建立在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企图把私人资本纳入封建政府的轨道，结果反而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

　　而李鸿章在对制度的认识上，始终只是“东方的庸人”，甚至到13年后，他以73岁的高龄到俄德法英美考察的时候，还只说“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到那时候想到的仍是西方的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都无法学到手。

　　梁启超点评李鸿章：“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可谓一语中的。

　　1901年，78岁的李鸿章辞世。洋务运动此时已经过去40年，甚至戊戌变法也都过去了3年，但中国的富强梦仍如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