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内群龙无首 小平思路处理香港问题

近日香港政改问题闹得沸沸腾腾,但不少讨论其实不一定触及问题核心。知情人士指出,对中央领导而言,香港政改是中国政改的一个部份,所以有关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中央政府最近采用“拖字诀”处理香港政改问题,其实正好反映出中南海在十六大之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据消息人士对亚洲时报在线透露,由于在现阶段究竟是江泽民抑或是胡锦涛才是中国重大事务的掌舵人还未明朗化;香港问题经过一番拆腾后,中央还是沿用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一贯技俩--“不要争论”,“把问题留待下一代(届)解决”。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6日决定香港第3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不实行全面普选,以及2008年第4届立法会组成比例,维持第3届功能与直选各占一半的比例。就第4届立法会组成比例,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其实是如北京官员所指“以不变应万变”。亦因如此,香港“民主派”猛烈批评中方做法是“不容寸进,完全背离整天挂在口边的‘循序渐进’、和《基本法》订明最终达致全面普选原则”。

香港立法会有60个议席,第1届立法会议席分配是直选议席20个,功能组别议席30个,10个选举委员会议席;第2届立法会议席分配是直选议席24个,功能组别议席30个,和6个选举委员会议席;第3届则将6个选举委员会议席取消,改为直选议席,即直选与功能组别议席比例各占一半。

香港“民主派”认为,若按照循序渐进原则,第4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比例,应比第3届的一半为高。“民主派”指出,纵使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指,可研究增加第4届立法会议席,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就是不容直选比例任何改动的决定,明显和渐进的本意相违。

据消息人士指出,说穿了中央现时处理香港问题就是拖,暂且拖住一届,等到时中南海形势明朗化之后再说。据指出,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央深刻体会到香港“输出革命”的威力,加上香港在1997年已回归中国,香港政改已被视为中国政改的一个部份。

又据指出,对中南海领导而言,中国政改问题现时的关键是“要不要回到十三大路线上面。十三大后赵紫阳推行了连串被视为“民主化”的举措,包括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启动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等。而这些做法,在六四后均被江泽民叫停。到胡锦涛上台后,中央又陆续恢复了一些赵紫阳时代的“民主化”举措,但对于中央是否要启动政改,江泽民明显仍有保留,现时党内仍未有共识。由于江泽民对政改持保留态度,中国政改未能启动,香港政改亦难推行。

据指出,香港政改问题的关键,将在于江泽民在十七大后的角色和影响力。由于江泽民十七大时江泽民年届81,他的退或留,对中国以至香港的政治改革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政局究竟谁是掌舵人,过去一年可谓扑朔迷离。按中国官方公报排名,胡锦涛排第一,江泽民排第二;但军方场合则是江先胡后。

胡温去年处理非典型肺炎疫情,以果断及较以往高透明度的手法,显示出与江执政时期的不同,这次疫情中甚至撤换了曾任江泽民保健医生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反映胡温当时主导了整个抗疫行动。在这一年间推行的新措施,亦表明中央政策在胡温推动下,逐渐回到1989年前较民主的政治政策,例如,推行党内民主、中央政治局需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以及实施党内监督条例。

不过,胡温虽握有不少党政事务权力,但在一些重大问题,尤其六四问题,仍可看出江泽民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今年举行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曾揭发中国隐瞒非典疫情的解放军医生蒋彦永,向人大政协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中国内地便全面封锁有关消息,禁止市民讨论。这显然现阶段中央仍不会平反六四,一般相信,这与江泽民仍具其影响力有莫大关系。

“不争论”是邓小平晚年解决争持不下事情的法宝。1989年邓小平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导致改革开放停滞不前,在第14次党代表大会前后,党内更掀起了一场姓资” 还是姓 “社”的讨论,很多人要求要弄清楚改革开放的是资本主义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结果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主张,压下全国姓 “资” 姓 “社” 的争论。


“把问题留待下一代解决”则是邓小平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发生领土主权争拗的方法,例如中国与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台的主权纠纷,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争拗,邓都主张“把问题留待下一代解决”。中央这次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虽不是要留待下一代解决,而只是留待下一届解决,但背后的原理相仿。

不过,无论是胡锦涛或江泽民,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都不能回避一个历史问题。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后实行“高度自治”,就是要让香港在中国主政下摆脱殖民地管治;如今中国虽说接收了香港,却仍摆脱不了殖民地式的管治。

中国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26日在香港解释人大决定的座谈会上,曾质疑当年香港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会质疑、诋毁及要求修改《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为何现时香港人却常质疑、诋毁基本法。但他却忘记了,中国虽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当年周恩来毛泽东却以战略角度定夺,留住香港这个窗口。也是在这背景下,香港才会在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并为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的市场改革提供了后援。


这种要求香港人做顺民的心态,可说是违背了邓小平当年“高度自治”的构思。现任中央政府虽然以邓小平手法处理香港政改,却违背了当年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政策时,强调香港人“从此摆脱殖民统治”的祟高承诺。邓小平若是泉下有知,他的骨灰可能要怒卷成沙尘暴。

亚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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