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出狱后专访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其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一直就是执政者的主要课程。纵观中国50多年来各级决策者治理农村的方式大都是树立榜样或者典型，然后再大面积、指令性的向全国推广：从1950年代初的“穷棒子合作社”到“农业学大寨”的山西惜阳县大寨村，再到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提下“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今天，中国农村还出现了禹作敏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可是不容置疑，在这些样板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 权力。而且这些样板在今天看来，除了政府巨额无偿的投资打了水漂外（其中最有名的大寨村，其农产品的产出价甚至不抵政府政策性的投入），留下的也就是些已不尴不尬的所谓“精神”，但对农民来讲，“精神”是不能当饭吃的。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农村又该怎样发展呢？

这次采访的对象孙大午及他的集团，似乎为这个起码是在几十年来困扰着历任大大小小的决策者和社会精英们的问题，找到了一种解决的路径。而孙大午所在的河北徐水县，从1949年以来，在国际国内暴的大名就有两次：其一就是1958年那类似 荒诞剧的“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闹剧：放高产卫星，炮制麦子上能站人的照片、一昼夜间办起101所大学……这不仅引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令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外宾前来参观，并且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关于“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争论，还留下了那首著名的“鸟儿问答”。

第二，便是今年5月发生在此间的“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案”。第一次见到孙大午，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内的一个小食堂的饭桌上，关于他的事由已经知晓，但见面时仍有点惊异：出狱后专门来感谢第一个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的胡星斗君，可临了吃罢饭却是胡君买的单，孙大午也不客套；再则就是他刚上饭桌，就拿出自产的大午烤鸡和鸡蛋，堆到桌子上让大家吃，席间频频关照自己的司机，且吃相令人眼馋。不由想起美髯公于佑任当年为革命军筹款时的一个典故：到了一个前辈故交的府上，端起碗就猛吃，前辈讲，凭你的吃相我就敢把这笔钱借给你。那在当时可真正算得上一笔巨款。遂约定去徐水一见。

从保定坐上去徐水的汽车，已是夜里10点多了，汽车在幽寂的公路上往前蹿着，“从一个村庄到千万个村庄”这句话，莫明其妙的兀自从我的口中冒出来。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凤凰卫视拍的大午城的景况，一时怎么也不能把较为现代的城镇印象和如此荒避与遥远对接起来：因为那是从一片荒坟、1000多只鸡和50头猪经过18年发展起来的！是孙大午和当地农民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走出来。

我必须申明：在我自己看到和接触到的包括大午集团附近的修鞋师傅、澡堂的搓背老人、小卖店的服务员等即性随意聊过的人中（因为我历来对一切众人一辞的人或事持怀疑的态度），没有一个讲孙大午不好的，并且他们几乎共同表示了同一种感觉：孙大午为人正派、厚道。其间在访谈外碰上的两件事，让我对孙大午又有了些了解：一是，一位县里的主要领导来访，我们几人一同吃饭，席间领导人不愿喝桌上的酒，要换另一种同一牌子的酒，并说另一种酒包装好，虽然贵点云云。孙大午酒是换了，却当众问领导人是喝酒还是喝钱？但孙大午当日在酒桌上的酒量却和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判若两人。其二，就是孙大午85岁的老母亲对我讲：大午小时候犯了错，她舍不得打儿子，就把他扣在笸箩底下，可孙直到在笸箩底下睡着了也不认错。另外就是三个儿子都被关进监狱后，老人家让律师给儿子带话：只有上不了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这可能就是孙大午之所以是今天的孙大午的基础和底色。

我认为，主流媒体、知识界对孙大午的关注与声援其目的有二：一是认同孙是因言获罪，故群起悍卫言论自由。其二是通过对孙大午的关注，来表达对农村精英阶层和亿万农民的关注。临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孙大午事件又有了一种造神的苗头，众多传媒在报导时已开始善意地夸大和渲染孙大午，一些媒体甚至连他的年龄等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就堂而皇之地印在报纸上。激进主义是中国几十年甚或一、两百年来最大的祸患，而媒体的理性、公正则是社会向良性结构发展的特效药。

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在个人权利方面的进步，都是与一些偶发的典型事件和个性人物有关。此点，几乎和肤色、国界、社会制度等外在因素没有太多的关联，只要是属于以人字来定义的族类，都概莫能外。

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度里的维权个案，其事件无论是对公民权利的推动，还是事件主人公的行为对人性的升华，都是有着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用！他们无愧于“生活中的英雄”。

我们也没有必要拔高或者克求孙大午，他仅是一个不屈服与公共权力滥用的普通人，整个事件的前半部分有赖于有着敬业精神的《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第一个站出来呼吁的胡星斗教授和知识界这些有良知人们的坚持和努力，而媒体特别是网络在这次事件中所彰显出来的力量，以即对整个事件的进展和解决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短时期内做出的反映－－也不能说不快，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这是一桩民间声音影响政府施政的少有案例。

但现实和经验仍没有理由让人们释然：因为孙大午仍然是戴罪之身！而这整个事件能让我们记住的，应当是当初借款给孙大午的朴实乡亲们在关键时候的实话实说、众多的媒体工作者、律师，还有事发后立即就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案（并非“上书”）的著名知识分子，因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才将这件公民维权事件向前推了一大步，这应该说是一次普通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胜利！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言：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籍此，才可以说：孙大午是为“我们”而坐牢的！

尽管我对大午城里随处可见的“大午语录”牌、敬儒祠的那些东东，还有企业本身的非现代性色彩不感兴趣，甚至说有些反感，但我仍衷心地祝愿大午和他的大午城一路走好!由于这必定是一个靠农民自己的双脚和意愿走出来的致富之路，同时希望中国的农村能从大午城所在的郎五庄这个小村庄，扩展到千万个村庄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出狱后接受采访

今年49岁的孙大午，是中国第一位拥有亿万身价而“越位”放言的民营企业家，被传媒称为“农民英雄”，因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宣讲“三农问题”获得知识界的认同。2003年5月27日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拘捕入狱5个多月，逐在国际和大陆媒体、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控辩双方”达成妥协：孙以“判三缓四”的形式出狱。在接受记者访问中，孙大午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创业和结识知识界的经过，介绍了入狱出狱的过程，并发表了对“三农问题”和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威廉亚洲官网 思考和看法。

拆庙养和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问：据悉，在目前巨额的金融市场上，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可融资的份额还很小，而且大多是以传统的民间私人借贷为主，但国企和暗箱操作的银行借贷却占了很大的份额，请你谈一谈的现状和解决方法。

孙：其实农村的资金都被吸收去建“东方明珠”了，建大城市了，人们总是看到税费对农民的剥夺，其实这种税费的剥夺在我看来，还是小数，真正的剥夺是农民辛苦攒起来的看病的钱、建房的钱被信用社、被 邮政储蓄吸走了。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夺。

还有一种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夺，对劳动力的限制，即农民想干点什么，处处都有阻拦，我 想本来对于农民来说，从事养殖、种植、加工是一条龙的产业化的活动，是企业的行为。可现在你就 只有一个种植的行为，你的土地不能挪为他用，对农民的束缚非常大。我给你讲细致点，比如大午集团，它是个什么路呢？大午之路就是自力更生、互惠互利、互为带动，循序渐进，滚动发展之路。互惠互利，即这个地方很穷 ，可它有两 个资源，一是有劳动力，另一个是有粮食。那么我们就借农民的粮食，先让农民把玉米存在这儿，按5毛钱一斤作个价，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给你付款，如果3个月后，玉米价涨了，涨到了一斤8毛钱，到时候我们就按8毛钱给你。随高不随低，这样一来既保障农民的利益，我们企业也不吃亏。对于农民来说挺合适的，粮食放到我这儿，价格有保障。对企业 来说，这些玉米就是加工饲料的原材料，我们先用赊来的玉米加工着，等玉米涨价了，我们的饲料也就跟着涨价，这样不用向银行贷款，企业就取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企业就起来了。然后再集合村里农民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大午集团的起步的原始过程。

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我的主张就是缩县减乡村自治：缩县就是说现在县里的机构太庞大了,要缩小它。一个县就有60个局委办,压缩到十几个就行了。减乡：原来 一个乡镇有2万到3万人口,大的乡镇也就是4万人口,而减少后的乡镇，起点就要 4万到10万人口,你山区土地面积大，人口可以少一点，４万左右。人口密集区10万就可以,要这么乡镇有什么用呢？比如徐水50万人口,10个乡镇就可以了，这么就可以减轻农民对乡镇这一级的负担。那么乡镇减少了以后，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中心镇，一个县城有着５个到６个中心镇，这就是城市的雏形。农村完全放开，实行村自治，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县、乡拆庙养和尚。你没有这个庙了，和尚去哪？养起来了，你原先开多少钱，现在还开多少钱，哪怕再多给你点儿奖励，再给你点下岗费，还给你工资再往上提多少。这个好处是一次性了结，这个机构不会再庞大了，它不会再滋生另外的附着人员，你知道，一个土地局，它需要40个人的编制，可现在400人都不止啊，可它还在庞大。所以你把这个机构拆掉，把这些和尚养起来，国家开始算账，可能要亏，用不了一两年国家会取得巨大的收益。农村自治放开以后，它会万马奔腾，会各显其能，农村各行各业能人不少，现在咱们国家，尤其是高层，特别累啊，农村是个大包袱，苦思暝想，怎么解决农民问题，怎么帮助农民，怎么让农民富裕起来，实际上你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