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岚：邓小平与朱容基在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错误

邓小平为了挽救被文化大革命催毁的中国经济，为了把老百姓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进行了经济改革开放。我认为他的改革目的是为老百姓。但是，因为他是个矛盾体，导致他扭曲了改革蓝图，他只愿意改革经济体系，而保存腐朽的政治体系,结果把中国经济培植为一个畸胎。改革早期，他的改革思想是期望在保留原有的公有制的基础上去大力发展私有制，希望中国共存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独权的政治体系可以透过企业国有化继续稳定地保留下来，私有制可以促国有制的经济发展。他希望寻找一条能相容新与旧思想的路径去完成改革，达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并存的目的。尽管这是天方夜谈，但如果单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去看，他当时有整体的改革思路和规划，如果他设计的改革蓝图中没有推行政府和军队等公务部门经费自给自足的财政政策的话，如果他没有忽略金融业是经济蚰心而放任金融的松懈制度的话，如果中国不加入世界经济的话，他的改革方案也不是不能维持较长的时间。但如果要融入世界经济的话，这个畸形的经济体系一定被淘汰。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目前阶段，其改革带来的社会深层危机已经完全暴露，中国已经走进无法预计的深渊。

中国目前即使改革政治体系也不能恢复原来的社会质素，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步入黑社会发展，到了政府信誉危机，金融危机，国民质素低下，伦理道德尽丧，以及社会不定因素丛生的地步。这些恶果是经济改革两个阶段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的。所以我仅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去探讨邓小平和朱容基两个改革领导者的错误。

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因为是不顾一切，他只讲开放而忽略监控制度要同步整治，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国是朝着无秩序发展的方向拾级而上。到了八十年代末，经济发展无秩序现象已经暴露无遗。当时最突出是政府和军队这类特权公务部门拥有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开办公司，自己解决经费。邓小平建立这种特权与经济相结合的体制，体现他酷爱抗战时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低级经济模式，他忽略了当代世界已经步入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而这种低级的财政模式与现代世界经济形态必然产生尖锐矛盾。所以，这种公务机构自给自足的财政政策不但产生腐败而且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因为国家机器拥有经济实体是任何国家最忌违的，它如同黑帮拥有经济实体一样可怕，它能令特权部门随时变为黑社会。所以，这种特权公务部门自给自足的低级财政模式是为腐败开路，是邓小平在改革中埋下的催化黑社会形成的第一个定时炸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错误。

众所周知，中国是国有经济，国家企业的银行贷款，在1994年前是实行计划分配制，由中央银行统一发放银根，再逐层发放指标给各省，市。简单地说，银行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品或信誉担保，银行是大老爷，企业是小少爷，儿子向老爸要钱，钱要了就没有打算还。换言之，银行贷款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没有权利与义务。这样，在经济迅速发展期，企业在贷款计划分配的无限空间下自由发展，其发展变得任意妄为，无方向，无计划，无节制。所以银行贷款计划分配与企业自由经营的体系，对开放中的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令银行坏帐堆叠。到了八十年代末，邓小平不但不加强金融管理，还开放了本来就没有制度管理的金融业，成立了大量被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在地方政府工程的无计划和无限量需求下，透过政府工程的浪费和企业浪费，令金融业危机四伏。所以，银行贷款计划分配与政府工程贷款无限性和企业经营自主性的模式，是导致金融危机的起源。这是邓小平在改革中埋下的第二个定时炸弹，是邓小平的第二个错误。

这两个定时炸弹如果被引爆了，不但摧毁经济还把中国社会引入歧途。但是，这两个炸弹在当时的破坏力并不明显，似乎只初露一些腐败，有一些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所以这两个炸弹在不懂经济的改革者中没有引起重视。这时候，“六四”学生运动的发起并没有引起邓小平的认可与重视，如果他愿意深入探索，这个运动不单反腐败而且是对改革提出方向性危机的警示。如果邓小平能接纳“六四”学生抗议而进行体制调整，中国社会不会滑向深渊，中国当时亟待进入调整期。但相反，邓小平不但否定“六四”运动而且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矛盾，他南巡所掀起的房地产的盲目开发，使房地产发展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损失透过政府无效工程和国有企业亏损转嫁给银行，造成银行的大量死资金。中国不及时进行整治相反加速房地产经济泡沫发展是邓小平的第三个错误。

九十年代初，中国已经潜伏国有企业破产危机，银行资金坏帐危机，这种危机是透过物化劳动被大量浪费而体现出来，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能不整顿的阶段。整顿的关键是把特权公务部门拥有经济实体和金融坏帐危机这两个定时炸弹小心地撬出来，如果中国能安全地走过这个调整期，中国的经济是能重新走上正轨。回顾当年，赵紫阳曾触及要取消特权公务部门投资的自给自足的财政政策和采取对企业放水养鱼政策去激活银行的死资金，如果他的意向能实现，两个定时炸弹将被撬出来不被引暴。

很可惜，朱容基把两个定时炸弹引爆了。后果就是大家都看见的今天中国恶劣的社会现象。

朱容基为了满足邓小平和自己要创先河加入WTO的欲望，也是不顾一切的，他的改革更扩大社会矛盾。因为他的改革目的只为了中国加入WTO，所以他的改革是支离破碎，只改革为适应WTO要求的那部分体制。比如，金融改革，只改了贷款制度而保留了危害性最大的存款记名制度，所以，朱容基的对金融的改革不能称之为金融改革，只能称之为贷款制度改革。又如，他对税务改革重点改革增值税，只改税种而不是先改革国家财政与税务两个极其重要的结构体系。朱容基因为改革目的错误，结果每项改革具有单一性和分离性和次序倒置性特点，改革支离破碎是朱容基的第一个错误。

金融贷款制度的改革是把计划分配贷款改为抵押贷款。但相反扩大了银行的特权。为什么？不要忽略，中国的银行和企业都是国有化，计划分配贷款制度是国有企业坐着拿钱，抵押贷款是企业求银行借钱。所以，在银行和企业国有性与贷款市场性的矛盾作用下，贷款权就是钱。国有企业求贷款就产生银行腐败。最可怕的是，当公务特权与贷款特权结合，在房地产泡沫经济作用下，使金融业形成一股强大的腐败势力，黑钱被记名存款制保护后，腐败上了一个台阶，其腐败之程度令人震惊，一发不可收拾。所谓的金融改革到了后期是有目共睹的，银行坏帐从隐蔽转为公开，坏帐数额已经破坏银行体系引致金融信誉危机。

金融贷款制度的改革是把国有企业推入死亡，因为国有企业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经营能力弱，企业从产品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受中央财政统收统付分配制度管理，自有资产很少，在计划经济时期背下的银行贷款严重，当国有企业迅间进入抵押贷款的特变期，就无力承受改革的风浪。所以贷款制度的改革是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坏帐和把企业的坏帐风险转嫁给银行。朱容基的贷款制度改革把邓小平埋下的金融危机定时炸弹引爆了，并带动引爆公务部门因特权与钱结合后转化为黑社会的定时炸弹。把两个定时炸弹同时引爆，是朱容基经济改革中的第二个错误。

再看朱容基的税务改革，这项改革中，朱容基排除税务局意见而采纳经贸部意见，废除了已经有实效并正在实行中的能杜绝骗税的“专用税票”，这个错误在增值税款从5%提高到17%的高利益作用下，骗税行为铺天盖地而来，就像外海涨潮的气势。如果在改革的第一年朱容基能放下面子，检讨政策失误，纠正错误，恢复“专用税票”，国家税款不至于每年损失几百亿。很可惜，直到1997年，朱容基在痛定思痛中，不得不接受现实，同意税务局意见的恢复“专用税票”的意见。但从1994年到1997年，国家为此损失税款惨重，这钱损失得太冤了，因为不是没有前车之鉴。这四年，税务局为了鉴别真伪单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无法估算。朱容基缺乏专业知识但自以为是以至令大量税款被骗是他的第三个错误。

我们再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项改革是朱容基突发思维的具体表现，其冲动性表现为东动一刀西补一块，今天把这几家公司拉扯到一起，明天又把那几家公司分割成私营与国有共营，这个时期把破产边缘或负资产公司推入股市，那个时期又制定卖掉国有公司计划。朱容基把中国改革变成自己验证构思的试验场，每一项试验都不顾后果，这是他的第四个错误。

在改革中，朱容基是一个人唱独脚戏，因为他要求在几个月就完成一项大改革，行内人根本无法接受这种不顾后果和缺乏整体改革思路的试验。比如，金融改革初期，金融机构意识到企业还没有改革而进行贷款制度改革对企业必然造成毁灭性的杀伤力，但朱容基不但不接受银行专家的意见，相反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改革方案，竟然把人民银行行长端掉，自己当起人民银行行长，一个副总里既要管理国家大事有要管理银行业务，还得亲自到各省为贷款制度改革督战，能搞得好吗？又如，税务改革从研究方案到制定措施到实施仅用了半年时间，当执行新的增值税办法时，所有税务资料都没来得及印发，增值税票还没印发就实施了，基层税务人员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理顺所有改革中的问题，税务人员怨声载道。再加上废除了“专用税票”引起国库资金大量流失和工作量加剧，税务人员抵触情绪严重。这种抵触情绪是因为专业人士对朱容基的每一项改革，都以专业知识预计其失败所产生，所以，朱容基的改革没有得到专业人士和全社会支持。因为没有专业人士认同和支持而独断专行地改革，是朱容基的第五个错误。

邓小平与朱容基这两个改革者，有一个共同点，都不顾后果，干了再算，是见一招拆一招。所以中国的发展走向无秩序的恶性发展轨道。但是前者改革的目的为了解救中国的贫穷落后，他仍然依赖专家设计改革方案，尽管有很多不足，但经济的改革步伐还是循序渐进和顾及整体考虑。而后者改革的目的是为中国加入WTO，他依赖自己的突发思维，改革势头不但猛烈而且支离破碎，从不考虑整体。所缘焙笳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