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拥有我们想要的朋友”、“最初，我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另类需要成长并融入社会。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我们粗糙的棱角，变成另一种场合的人”，《时代》周刊引述着春树和满舟的话，论证作者的“另类说”。
以身穿黑皮夹克、朋克元素十足的中国少女做封面，《时代》周刊很少为之，这是一种社会风向标？
北师大社会心理学博士宋振韶说，社会风向常常是媒体和社会互相影响的结果，就此事而言，也许是《时代》周刊扩大了事实的本相。
不以为然的人认为：这是西方记者一贯的逻辑，叛逆的，非主流的，与官方传统相对抗的，他们就会认为是好的。
不管是谁的逻辑，西方人手里拿什么样的尺子，“80后”内心的呐喊，自我生存的表达还是让人为之侧目。
春树，2000年从北京某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小说，热爱鲁迅。曾在“高地音乐网”为捍卫诗歌的荣誉而与几十人舌战一周，曾经在北师大的诗歌朗诵会上怒斥众多大学生和研究生，曾经……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
有人这样描述着她：在听音乐和看电影时会哭，喜欢虚荣，还有一切虚幻的感觉，天天都涂香水，轻陷在柔软如天鹅绒的床单上，颤抖。她喜欢名牌，喜欢被人爱，喜欢门口贴着五星或者更多星的宾馆。
尽管春树自我感觉文学就像一个造梦工厂，可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他们只是一些被商业激素催熟的果子，只能反映市场繁荣，不是文学繁荣。
而宋振韶认为，争论是市场还是文学没有意义。判断其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比判断其是否属于文学作品更有价值。看这些作品，有助于了解这群少年的所思、所感。
立交桥、午夜飞行、放荡不羁、PUNK、地下摇滚……北京越来越像文化巴黎，茂密的水泥森林里，再奇异无比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类。很多人担忧的不单是春树这个“北京娃娃”，而是涌流在都市各个角落的“北京娃娃”群落，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圈。
有评论家这样认为：那里的人冬天都穿背心，当然当然，几百个愤青撞来撞去，热啊。在一些人心安理得过着安定团结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开心乐园之类的地方互相安慰，愤怒、欢乐、放纵、迷惘地度过着青春，建立地下文化，形成亚社会和秘密的感情方式。在这里，北京娃娃们默契地相遇、笑着打招呼、在人群里挤进挤出、喝三块钱以下的啤酒，最后作鸟兽散或者找个地方苟且一下。
有人直言：“80后”提法荒唐，80只是一个时间刻度，应该正视的不单是“春树现象”，而是“青春现象”。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制造》是在90年代、《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是新千年以后，这里面的青春残酷并没有因为年代的更替而改变。
“80后”是流淌着“一种令人恐怖的血液”的青少年，他们的青春充满着残酷和挣扎。什么是健康积极的青春？穿上道德外衣的青春才是？为什么这群孩子孤独、困惑，会患肌肤饥渴症，神经质扩张起来无法自愈，甚至依赖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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