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严刑逼供朱胜文成了大贪官

朱胜文案件亦已开始被中国媒体报导，1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徐宜军题为《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服刑期间跳楼自杀详情》的电稿，刻意抹黑朱。1月13日，北京《新京报》发表了记者王姝题为《朱胜文之妻接受采访表示对丈夫自杀感到意外》的报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王健民是较早关注朱胜文案件的记者，他曾在朱胜文死前一个月于哈尔滨的监狱中采访了朱胜文。以下是王健民报导：

七万元‘贿赂’这样产生

房久林等人终于拷打出了他们要的东西，但是有关的数目必须要与‘行贿方’张庭浦‘招供’的吻合，于是，刑讯又开始了。他们问朱胜文：‘你打开包后里面装多少钱？’朱回答一万。‘这时四个人一起上来掰我骼膊，说不对。我说两万。不对。越掰越高。我疼痛难忍，说三万。他们说不对。我又说四万，直到我说五万，他们才停住了手，说“对了，到底说实话了”’。房久林等人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朱胜文第一次五万元贿赂的口供。

但是，根据张庭浦的‘招供’，还有一次两万元的‘贿赂’。于是，房久林等人再接再励。他们问朱胜文：‘你给他们办完免税后，他们得感谢你呀。’朱‘意识到可能还有一次要逼我’，说他没感谢。房说：‘你给他办完事，他能不表示吗？你又不老实。’这时的朱胜文，由于已被打怕了，‘为免再遭罪’，就再继续按房久林的要求‘编故事’，编了那年春节后第一、二天，张庭浦又去送钱的情节。但他故意在日期上做了一个手脚，把时间编在他不在哈尔滨的时候，以便法庭上翻供。

当房久林问朱胜文第二次送多少钱时，朱胜文说他‘猜可能是一万，就说一万，他们说不对，我想那可能和第一次一样，就说五万。他们说办事前已经给你五万了，还能给那么多，我于是又改说是两万，这回他们说，“对了”’。

朱胜文被指受贿罪的核心问题，是指控他收取了哈尔滨‘国贸城’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庭浦两次七万元贿赂，因此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了‘国贸城’免税优惠，‘使国家损失了数千万元’。

对朱胜文的这项指控，首先是弄清‘国贸城’免税问题的来龙去脉，朱胜文有没有滥用权力？然后是朱有没有收取贿赂？据‘国贸城’外方投资人、香港商人黄通国告诉亚洲周刊，‘国贸城’项目是在一九九一年初，哈尔滨人民防空办公室到海南招商，游说当时正在海南投资的他，到哈尔滨利用原来的地下防空洞，共同开发成地下商场，平时经商，战时备防。哈尔滨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条件，包括免税的承诺，终于使他毅然北上，投资一百八十万美元，与中方合资成立了哈尔滨市国源公共设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之后，由哈尔滨市人防办处长张庭浦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黄通国任副董事长，黄还由当局安排出任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和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对‘国贸城’的企业性质，朱胜文也进行了一些说明。他说，‘国贸城’在创办时，中外双方原意办成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但由于‘中方市人防办的上级考虑人防工程是国防工程’，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中外合资企业解体后，要按投资比例划分固定资产，因此，如果办成中外合资企业就意味着将来企业解体时，将有一部分国防工程划归外方所有，‘从国防角度看是不合适的’。

因此，中方即要求企业性质改为中外合作企业，因为中外合作企业解体时，外方不分固定资产。朱胜文表示，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都享受同等减免税的优惠，因此外方也同意了。但企业成立后，国家政策作了调整，中外合作企业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外方感到吃亏了，要求中方调整，‘但中方因某种原因无法办，就一直拖下来’。后来，在一次三资企业协调例会上，国源公司要求市政府解决此一问题，否则外方将考虑撤资。

为从，朱胜文要求外资局长杨义典了解一下情况。之后不久，杨向朱报告，经与税务局研究之后，考虑到国源公司组建时的特殊情况，‘和对哈尔滨就业方面的贡献’，为吸收外资，同意比照中外合资企业继续给予减免税照顾，并且由税务局形成了一个纪要，朱当时表示，就按税务局的意见办吧。之后根据杨义典的建议，此事在市政府秘书长谢万霖的协调下，又形成了一个纪要，朱称考虑到税务局已经同意，加上当时为‘扶持人防工程的综合利用’，所有人防地下企业全部未征税，所以就在这个‘纪要’上签了‘朱’字，未表示任何意见。在一九九五年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此事时，朱胜文表示愿意为此承担领导责任。

但他否认收受张庭浦的七万元人民币，作为这项免税优惠的交换，他表示后来的招供，完全是刑讯逼供严刑拷打的结果。

朱胜文说，专案组第二次对他的刑讯逼供，是他被关押后十天左右的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让他交待玛克威公司、北方花园和国贸城港方老板黄通国向他行贿的事，专案组根据推理，认为玛克威公司享受那么多免税，一定有给朱好处。但朱胜文说：‘玛克威公司大门朝那开我都不知道；北方花园只是开工典礼时发过纪念品；黄通国人很吝啬，我去香港，他请我们吃饭时，用喝过的洋酒招待，他怎么会给我钱？’

但专案组说：‘到时候你就有了。’大约是十一月五日或六日的半夜，王林、宋铁耕、梁大树、孙德全四人，突然气势汹汹进入朱的监仓，手里拿住警绳和电警棍，让朱脱下西装上衣，穿上他们带来的一件秋衣，把朱按趴在桌子上，双臂用警绳反绑在背后，告诉朱：‘你不是下过乡，吃过苦吗？今天你要能挺过两绳算你好汉，把你放到大街上，你要能跑出五十米算你好样的。’

他们把朱按在桌上，往后掀骼膊。朱说他被掰得疼痛钻心，满头大汗，只能大声喊叫，王等人就拿一块抹布堵进他嘴巴，边堵边骂：‘喊你妈个X。’朱记得很清楚：‘宋铁耕这时用警棍猛抽我的上臂、肩部，打到后来，我的双臂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他们又猛抽几下，见我毫无反应，便互相说，先给他松开活活血。’他说，打手们把警绳给松开，让他两手高举，扶墙站着，‘当时我的两臂已经抬不起来，他们扶着我的骼膊搭到墙上，让我站了十来分钟’。

过了一会，打手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次给朱胜文上刑。这次他们让朱站在地中间，四个人轮番用电警棍抽，拳打脚踢。为免再遭更大的折磨，朱胜文决定要他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于是，他编了从北方花园受贿的故事，‘从三万编起，编了三次，凑到七、八万元，我看他们听完后，也半信半疑，但是总有成果，再看我已成了一团烂泥，就让我脱下秋衣，结束了审讯，我当时真有死里逃生之感，欲哭无泪’。朱胜文说，此后一连几天，浑身伤痛难忍，喘气肋部一动就疼，摸哪哪疼，夜晚彻夜难眠。

专案组对朱胜文的第三次酷刑逼供，发生在当年十二月四日深夜。朱胜文清楚记得：‘大约晚上十点多，王林和张生走了进来，张生不负责我的专案，从未参加过审讯，但我听他们说此人打人挺狠。他们进来之后，王林对我说，明天我离开你了，你是不是挺高兴，我没吱声。我心里确实高兴，因他打我打得最狠。王说，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一听明白了，他们还要逼点什么东西，可能让张生有个立功机会。’

王林和张生等人确实因为逼供朱胜文‘有功’，之后都获岳玉泉重用，有的升了公安分局副局长，或派出所所长，至今都在把持哈尔滨的公安大权。那天晚上，王和张都很直截了当，他们告诉朱胜文，要来‘真格的’，‘今天不行就给你吊起来，照一宿来，你酌摸，能不能挺过去’，话音刚落，张生就按下朱胜文的脖子，‘上来猛踢几脚，照肋部狠打’，他们要朱胜文交待，‘国贸城’外方副董事长黄通国的侄儿、副总经理黄福林（又名黄培庆），有没有送钱给朱。

当朱胜文回答没有时，王和张‘立即凶神恶煞地冲上来’，揪住朱的脖领，用拳猛打’，王并往外走说要拿绳子吊朱。已经被打怕了的朱胜文，此时已经崩溃，王林见状，停下脚步说：‘你说不说吧，不多，就五万块钱。’为免再遭皮肉之苦，朱胜文再次选择作假口供，‘他们不逼出来是不会放过我的，既然假口供多了，我也不在意了’，于是，他再次按照他们的要求，要什么，就写什么，再签字画押。

由于被逼出来的假口供漏洞百出，像这样的所谓‘贿赂’，假的太过明显，后来又被专案组的其他人推翻，所谓的‘行贿人’黄福林，在无端坐了四年牢之后，二零零零年六月被哈尔滨中级法院判处无罪。但刑讯逼供者不但没有被追究，还被当成‘反腐英雄’和‘有功之臣’，官方喉舌的中央电视台，还在有关节目里，把法西斯式的冷血凶手房久林，当成模范人物，称他为办这个案子，体重由一百二十斤掉到八十斤。

在这样的严刑逼供下，朱胜文成了‘大贪官’，一个所谓的‘铁案’也就如此这般地炼了出来。朱曾多次向有关机构申诉，但都犹如石沈大海，‘要求见省委、中纪委、市委或专案组的领导同志反映情况，但均遭拒绝’，就这样一月月，一年年，希望之灯慢慢息灭。朱多次表示，‘想到受到的陷害和冤屈，总想一死了之’。他终于在接近零四年之前，被逼向了死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