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前后毛泽东十一次到上海

中共成立前后，毛泽东曾先后11次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时间顺序是：1919年3月中旬至4月初，来沪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1919年12月中旬，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赴京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来沪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组织自修学社。1921年7月，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3月至4月中旬，来沪向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汇报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有关情况，推动上海和全国一些地区开展对黄、庞的悼念活动。1922年初夏，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找不到地址仍回湖南。1923年4月至6月，离湘来沪，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3年7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中共“三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后，来沪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局日常工作。1923年12月底至1924年1月中旬，从长沙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2月中旬至年底，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来沪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6年11月，来沪向党中央汇报全国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并前往由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了解江苏省农民运动的状况，还前往由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参加了好几次会议。

　　现将毛泽东在沪寓居期间的重要史实记述如下。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寓居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又称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现在这处旧址已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是哈同为了收取房租编的门牌号码，安南路214号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收取房捐编的门牌号码，因此这两个门牌号码都通用。毛泽东这次来上海居住在此的时间长达两个月。

　　毛泽东这次来上海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二是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三是继续筹建湖南改造促成会和自修学社；四是带着如何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问题求教于陈独秀。

　　1919年秋，湖南各界人民掀起了驱逐督军张敬尧的怒潮，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年9月，湖南进步学生彭璜受毛泽东等人重托先期到达上海，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周刊，扩大驱张宣传。这次毛泽东一到上海，彭璜和易礼容一起急忙赶到毛泽东居住的寓所，向他汇报在上海开展驱张宣传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又经常在寓所内深入研究开展驱张运动和改造湖南社会等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前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花园里《天问》周刊社去访问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向大家布置驱张斗争的具体事宜，并在《天问》周刊上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战斗檄文。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召集了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丰淞园开送别会。会上，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着重研究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同时确立了学会应该采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会风，提出今后吸收入会的新会员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肖三、彭璜、欧阳泽、刘明俨、李思安、劳启荣、魏璧、周敦祥、陈绍休、熊光楚、张伯龄共十二人。会议结束后，已近黄昏，大家在霏霏细雨中摄影留念。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又赶到黄浦江畔去欢送肖三、劳启荣等六名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在此居住期间还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去拜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并又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寓所内，毛泽东同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毛泽东这次来上海，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在延安跟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中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还在陈独秀寓所看望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声*!(又名李中)，在他了解到李声*!能够放下读书人架子到江南造船厂去做工后，非常高兴。同年11月26日，他在给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罗学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君劝我入工厂，我颇为心动……”由于毛泽东忙于湖南社会改造等事务，身不由己，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毛泽东寓居在安义路期间，生活是相当简朴的。当时在这幢房屋内的客堂间仅仅放着一张方桌和几只凳子，用来开会和吃饭。楼上临街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放着两张单人板床，毛泽东就睡在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床上铺着蓝底印花土布的被褥和白布床单，床头放着一只茶几。室中一张方桌，四张方凳，桌上摆的是粗瓷茶壶和茶杯，以及笔砚文具。长窗外的走廊上，摆着一张旧藤椅。这些简陋的旧家具是临时租借来的。为了省钱，同住的几个人就轮流做饭，他们每天用炭烧小行灶，架上铁锅，放少量的油和盐，吃蚕豆煮饭。为了维持生活费用，毛泽东等人还帮人家洗衣服，用洗衣服得来的钱买电车票。毛泽东还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许多报刊和书籍，在他居住的前楼的小木板床上和桌子上放置着《申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北京晨报》、《新青年》、《天问》、《湖南》、《湘潮》、《新潮》等各种各样的书报。每天晚上，是他读书学习的最好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阅读着各种书刊，还经常在房内来回踱步，思索着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同年7月初，湖南的驱张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湖南学生联合会也恢复了公开活动。此时，毛泽东就离开这幢寓所，动身返回长沙。

　　中共“三大”以后，毛泽东随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他积极贯彻党的有关决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毛泽东还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国民党本部的委托，在湖南开展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

1924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贯彻由孙中山先生确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受中共中央委托，与罗章龙、王荷波等一起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在端午节前后，其夫人杨开慧陪伴她的母亲，携带她的两个儿子即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起来到上海，和毛泽东同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317号、318号、319号(今威海路583弄5、7、9号)之间的其中一幢石库门房屋内，协助毛泽东工作(解放后据老同志勘实，7号这幢房屋最有可能是当年毛泽东居住的，现没有正式确证，故将这三幢房屋都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此时一身兼数职，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及组织部长，同时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后为主任的职务，又兼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等。当时，由于组织部的实际工作都由毛泽东负责，因此毛泽东被人称为“代组织部长”。可见当时他的工作相当繁忙的。当他工作实在忙不过来时，就临时睡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机关办公室内。毛泽东有时还同恽代英、罗章龙一起到松江等地去指导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有时还办理湖南学生到广州黄埔军校去学习的事情。

　　当时国民党成份复杂，只要花一元钱，就能成为国民党员。为了帮助国民党改变这种严重涣散的局面，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和孙中山“除恶留良”的指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对各地组织进行调查，对旧党员实行重新登记。有一次，在搞登记工作时，国民党元老谢持(后成为国民党右派)不服气地冲着毛泽东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我不登记!”并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大叫大嚷道：“我们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当即理直气壮地说道：“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这样一说，这些闹事的人也就无理可讲了，最后不得不参加登记工作。通过党员登记工作，清除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极度腐败分子。

　　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是事关国共合作长期存在的关键。为此，毛泽东等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展开了必要的斗争。1924年8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生右派殴打邵力子致伤事件，毛泽东立即与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实权人物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要求严惩凶手。同年10月，又发生右派雇佣流氓殴打发表反帝演说的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毒打致死事件。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作出抚恤死者，开除肇事者出党的决议。

　　毛泽东还积极推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先后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使它们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特别是负责广州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为黄埔军校招募了一百多名优秀学员。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招考，经广州复试而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发动国民党区党部去开办平民学校，从工人中吸收和培养革命干部。

　　毛泽东居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期间，经常在外面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于是杨开慧白天就在这幢寓所内料理家务，哺育年幼的两个孩子，还帮助毛泽东誊写文稿和材料。同时她还直接投身到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去，并与早期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一起，积极参加妇女运动。她还经常到平民学校去教书。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一带)都是纱厂，是贫苦工人的居住地区，党组织在那里办起了平民学校。于是杨开慧就抽出每周两个晚上到那里去教书。小沙渡靠近苏州河的岸边，夜深人静一片荒凉，但杨开慧毫尬肪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