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车主：文楼村是个“鬼地方”
隆冬的上蔡，细雨蒙蒙。料峭的寒风挡不住村头田地里的浓浓绿意。
从上蔡县城到文楼村不过两公里的路程，可对于拉脚的三轮车主王大姐来讲，这段路却如同黑夜般漫长。王大姐把她极不情愿拉记者去的原因解释为“那是个鬼地方，出来进去身上会沾上霉气。”
已经有三年拉脚经历的王大姐坦言，赚钱是最重要的。可面对文楼，她的表情很复杂。
“文楼的村民也真是可怜。”一路上，王大姐不停地为这个苦命的村子叹息。自从文楼有爱滋病感染者的事实悄然在周边地区传开后，村里养的猪牛羊，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便很难卖出去。在多数人眼里，艾滋病无异于一场瘟疫，半点不可沾染。
更让人害怕的是，一个“艾滋病人很野蛮”的说法在县城里广为流传。在去文楼的路上，王大姐不停地善意提醒记者，村里的艾滋病人很野蛮，不但会勒索陌生人钱财，还可能因行为过激而发生一些悔恨终生的事情。
一种莫名的恐惧蔓延在空气中。
村委会主任：近200人已死于艾滋病
文楼村村委员。一个简单整洁的小院。面对记者的突然来访，村委会主任程四国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惊喜。“你们真的应该到村子里去看一看！”60余岁的程四国在文楼村村委会工作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对于文楼的现状，他感慨万千。
文楼村共有3170人。从1996年村里陆续有人死于“怪病”后，死亡的阴影就开始笼罩着这个贫困小村。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村里死于艾滋病的村民已近200人。更让程四国感到难过的是，这些死亡的艾滋病患者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正是大好的年龄啊，他们说走就走了。”说这句话的时候，程四国掩饰不住深深的悲伤。
在程四国的眼里，村里那些艾滋病人绝非外界说得那样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尽管有一些担忧，善良的程四国还是决定为记者带路，“为了村民，我豁出去了”，可就是这时，村书记刘同新回来了。程四国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对于记者进村采访，刘书记坚决反对。乡里、县里、市里和省里的介绍信，一个也不能少。
进村无门，记者只好按照刘书记的要求，去找芦岗乡政府的有关负责同志。去芦岗乡的路上有些异样，成堆的沙土堆在路旁，许多建筑工人冒雨忙碌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气愤地说，政府正在大修马路，只为了迎接一位近期要到文楼视察的领导。在老人的眼里，一些官员太喜欢搞形式主义了。
在芦岗乡政府，“芦岗乡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几个大字异常醒目。负责接待的赵部长很是热情，在详细地记录了记者此行采访的计划后，便对艾滋病三个字讳莫如深。
和文楼村的刘书记一样，赵部长提出：要进文楼村，需层层请示。还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悄悄地告诉记者，“上面有指示，不让记者擅自进村采访，谁也不敢担那个责任”。
在上蔡县政府，经过与官员们的一番斗智斗勇，记者终于获准进入了文楼村。
村书记张口：要采访先得拿十万元
文楼村村头的小桥旁，一间上锁的破旧小屋孤独地迎在风中，道路两边是小块的荒地。一位好奇的村民黯然地站在一边，他说，小屋的主人已经因艾滋病死了很久。和他一样，每个路过此地的村民都会有一种无言的悲伤。
对于陌生人，村民们有着别样的警惕和好奇。记者进入村子的短短十分钟时间里，平静的村子很快开始沸腾，村民们奔走相告，很快聚集到村头。“你们是记者吗？我们都是艾滋病人，你们是来听我们讲心里话的吗？”
人群中，一名穿紫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径直走到记者面前，打量良久，然后指着身旁的一名男子说，“想采访他吗？我们文楼有个规矩，记者要采访，先得拿钱，没钱甭想采访。采访一个病人，两个数儿。”
震惊。气愤。无言。一旁的老人偷偷扯了扯记者的衣角，小声说，两个数就是两千元，她是村子里管计划生育的，每次有记者来，她都撺掇村民要钱。
混乱中，忽然传来阵阵叫骂声。“要采访先拿十万元。”村书记刘同新红着脸摇摇晃晃地走来。
见记者在村卫生所正要对排成长龙的病人进行采访，刘同新气急败坏，冲过来，边喊边用手拉记者的衣服，将记者拖出了卫生所。
对于记者没能按照相关规定进村采访，刘同新显然很生气，把记者的采访定义为给他惹事儿，“谁让你们进村的？谁让你们随便采访的？给我拿钱来，十万元，一分不能少。”
对于刘同新阻拦记者采访并要钱的事儿，村里的艾滋病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楼村经媒体曝光，在全国“出名” 后，对文楼名誉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村里的主要负责人，刘同新不想让这种不良影响继续蔓延下去。而更多的村民则认同另一种解释，就是刘同新很怕记者了解到艾滋病人真实的生活。
这里的多数艾滋病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和治疗情况远非外界宣传的那样。
村民的说法：一年25元救济金太少
离文楼村村委会大约两里地，是村里的卫生所，很大，人也多。一种乡村里少见的红火和喧嚣。村民说，建这个卫生所就是文楼作为中国艾滋病重点疫区而享受的特殊待遇。这在上蔡县所辖的几十个自然村里，也是独有的。
然而，这些在外界看来非常到位的救治措施并没有完全实现。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免费治疗。和上蔡县其它感染艾滋病人需要凭券购药相比，文楼的艾滋病人在村卫生所领药和治疗是完全免费的。可这种免费却让人不甚满意。
治疗的含义，村民自有一番解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卫生所的现实。至今为止，村民们免费领到的药品中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一些常用的药品。记者在村民马深义家看到了他刚刚在卫生所领的地塞米松和维生素D2果糖酸钙。
在记者来到文楼的前三天，村北一户人家的老夫妻俩刚刚因无法控制的艾滋病病情而死去。哀伤凝固在文楼的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和治疗艾滋病相比，生存对于这些染病的村民来讲，则是另一种悲伤。记者从河南省卫生部门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文楼村先后得到各级政府拨出的救治救助资金、物品已超过600万元人民币。
听到这个数字，村民们很惊讶。
上蔡县艾滋病防治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县里和芦岗乡对文楼最为“偏爱”，村里的艾滋病患者情况，政府手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季度发放一次救济金，按照各个家庭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分别为30、40、50元不等。
然而，许多村民都反映，县里和乡里的救济金并没有如实发放，有的家庭一年才领到25元救济金。
人多地少，是整个河南的现状，文楼也不例外。艾滋病侵蚀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直接造成病人身体状况极差，很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生活来源，只能靠政府救济。可一年25元的救济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村卫生所里--各种过期的药品太多
对于村里卫生所的药品问题，村民们一直意见颇多。
用村民孔万里的话来讲，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经常发现过期药品。
去年春天，孔万里在一次去卫生所看病时发现，他开的环丙沙星已经过期一年了。
和孔万里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村民老张。去年老张的妻子发病去卫生所治疗，挂了几天点滴，丝毫不见效。后来细心的老张发现，治疗所用的药品已经过期多日。愤怒之余，老张领着妻子去县医院检查，花了几百元才把病情控制住。
愤怒的村民曾就此事找到当时上蔡县主管卫生的副县长。这位官员解释是：这些药品都是各地献爱心捐过来的，没有时间逐一检查生产日期。
上蔡县预防艾滋病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此却令有一番说法：文楼村所有用于艾滋病治疗的药品都是经过政府公开招标的，通过严格把关才发放到村里的，绝不可能出现药品过期的问题。
残酷的现实--最小的患者只有四岁
一个怀抱着熟睡男孩的中年男子，从村卫生所走出来的落寞，定格在记者的记忆里。旁边一位大娘叹着气说，那名男子怀里抱着的，是村子里最小的艾滋病患者，今年只有四岁。
中年男子叫马深义。他的家庭悲剧，是整个文楼村不幸的缩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官办和私办的采血站在河南驻马店泛滥成灾。卖血，做为一种远比田地劳作轻松得多的“职业”，得到了文楼村绝大多数村民的热爱，并成为村民们赚钱的主要方式。而马深义一家就是当年浩浩荡荡“卖血大军”中的勇将。马深义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卖血时只有17岁。新奇、刺激、来钱快，是当时卖血人的感觉。虽然一次卖血换得的50元钱不多，但对于年收入不过千把元的村民来说，还是极具诱惑力的。马深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种让他感到“很正规、来钱也快”的赚钱方式，会在若干年后给他的人生抹上浓厚的悲剧色彩。
马深义的父母、嫂子、妻子，都已经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给马深义留下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无尽的恐惧和悲伤。
在马家破旧的房子里，一只昏黄的灯泡有气无力地亮着。马深义无力地摇着头，叹息自己随时可能失去的生命。
除了11岁的大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外，7岁的小女儿和4岁的儿子都染上了可怕的病毒。面对这个随时可能破碎的家庭，马深义说他看不到未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健康的大女儿早日长大，走出这个村子。
7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蹲在地上逗一只小狗玩。清澈无邪的大眼睛，看着让人心疼。马深义说，她们还小，不知道艾滋病的可怕。可他清楚，如果有一天，他走了，给孩子们留下的将是什么。
更深的痛楚--300个孤儿谁来抚养
走出马家，一名同样是艾滋病患者的老人告诉记者，艾滋病给文楼带来的伤害，不止是掠夺人们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村里留下的孤儿有300多个。抚养这些孤儿才是最难的事情。
在文楼村，独自承受家庭重负的绝非马深义一个人。至于不再婚的原因，马深义的言语中尽是无奈。“我有这病，谁敢跟我呀！别说我了，就连村里正常的小伙子，找对象都难呀。”这种说法在程四国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在文楼村，姑娘外嫁时要经过层层体检，才可能找到个人家；最难的是那些男青年，根本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无论你拿出多少份身体完全健康的证明。
在很多上蔡人眼里，那些在村子里等待政府救助的文楼村民都有好逸恶劳的恶习。对此，一个姓程的文楼村村民深感冤屈，曾在北京打工的失败经历成为他一生的痛。2000年，27岁的他，怀揣着梦想，外出北京打工。没想到一提自己是从河南文楼来的，就换来一张张冰冷的面孔。四处碰壁的他，最终只好回到家乡。
为了避免伤痛，无助的文楼村村民甚至想到把户口改成别处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奈之举。
为文楼感动--艾滋病患者相互支撑
和自家的贫困相比，文楼人骨子里的善良更是让人感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位村民提出要钱和捐助。相反，村干部“勒索钱财”的行为，却让他们深为愤怒。“记者都是为我们好，他们那样做太给村子丢脸了”。
在马深义家，记者曾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看了看自家破旧的家门，沉思片刻说：“你们帮帮戴俊英家吧，她比我更可怜”。
空气中，一种温暖氤氲于心。
35岁的戴俊英，一个被认为文楼村最可怜的女人。丈夫死于艾滋病，留给她一个13岁的儿子。同样患病的她，因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而精神崩溃，毫无劳动能力，每天靠村民们的救济生活。
告别文楼的时候，许多村民自发地为记者送别，站在村头久久不愿回去。黄昏中，他们脸上的期待格外清淅。
沈阳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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