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贪名言“一个挨一个枪毙中国的处长，有冤枉的；一个隔一个枪毙，有漏网的。”现在，对中国公路建设中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又多了一句名言：“修一公里路，出一个贪官。”
像银行、海关和公安一样，公路建设成为贪污腐败的高发地带。这和交通建设有丰厚资金的投入有关。自一九九八年起，五年间，中国发行了八千亿元的国债。二○○三年计划发行一千四百亿。国债资金投入的最多部门是交通和通讯，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除了建设国债，还有大量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协助基金（JICA）以及海外和国内的民间基金。老百姓说“修桥筑路是聚宝盆、唐僧肉，引来无数贪官竞折腰。”四川、河南、贵州等各的交通系统的集体腐败案惊人地相似，连续几任交通厅长不怕杀头，前赴后继，蜂拥而上，中饱私襄。
交通系统十大贪官
这是栽倒在高速公路十大贪官的嘴脸。
卢万里：前贵州省交通厅长，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出逃，二○○二年四月十六日递解回国，涉嫌贪污六千零六十四万元，其中二千四百六十一点五万元已经认定，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检察院逮捕，关押至今。
刘中山：前四川省交通厅长，收受贿赂五万四千元，非法骗取一千三百万元，二○○○年十一月依法判死缓，缓期二年执行。
郑道访：前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贪污受贿公款一百五十四万元和六万美元。三百一十万元有待核实。二○○○年十一月四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曾绵成：前河南省交通厅长，受贿十四万元和九千二百美元，收受礼品八点七万元。一九九七年十月七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昆桐：前河南省交通厅长，受贿一百多万元，挪用公款十万元。二○○一年三月判处无期徒刑。
石发亮：前河南省交通厅长，尚未查实，但案情之恶劣远远超过前任张昆桐。
牛和恩：前广东省交通厅长，收受贿赂二百五十七点三万元、港币二十六点二万元、美金一点九万元，造成国家损失一亿元，多次参加境外贿赂活动，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李向电：前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收贿六十二万元、美元一万元，案发自首还清赃款，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
褚之田：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收受贿赂四十六点五八万元、美元三千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追缴一百三十二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和一百九十八万非法所得。并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
马其伟：前湖南省交通厅长，收受贿赂二百三十六点六万元，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财产一百一十八万元。后改判无期徒刑。
卢万里是交通系统第一大贪
到目前为止，贵洲的虑万里是中国交通系统的第一大贪。与其同案的还有前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张有德（受贿一百七十一万元、美元二万元，不明来源财产一百六十八点二万元、美元五万元、港币四万元），前贵州省公路工程公司总经理廖勇（受贿七百零五万元、美元二万元），前贵州省桥梁公司总经理甘鸿一受贿一百五十四万、六万美元，三百一十万有待核实），前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贪污公款一千二百余万）、前贵州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连中（受贿二百五十二万，贪污二十万）、前贵州省橘梁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蔡义兴（受贿十八万，一百四十八万财产来源不明）、前贵州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长高光宇受贿一百四十万，总计上百余人。
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翻船，系卢万里所供。刘方仁曾获得好处费一百六十一万元，劳力士金表一对，其儿媳收取现金五百万元。前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与刘方仁同一来源的受贿金额达一百一十万元、美元三万。
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之一。全省GDP不及苏南地区的一个县级市。境内山地占到百分之九十七，山峦重叠，交通闭塞，向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根据交通部的资料，自一九九六年至二○○○年，中央和地方投入的资金比以往增加六倍，建成四万四千二百公里的公路，在这么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的公路建设中居然涌现出这么大一群腐败份子。自省委书记、省长起，省部级厅局级、科处级，贪污总金额高达数个亿，可见“脱贫”之难。
在这十大贪的背后，都有一大群像卢万里背后那样的蛀虫。而上面列出的案例仅仅是中共自已公布的案例中的一小部份。正在审查中的或者因种种原因而官官相护隐匿不报从而永远浮不出水面的腐败份子何止成千上万。
中国的公路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混乱，漏洞百出，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
公路建设成腐败温床
一、招投标。根据中国现行招标法规，成本以亿元金额计的公路工程，必须由业主委托招标公司进行公开的招设标，聘请完全中立的行业内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小组综合计分评。对投标者资历、财务、技术、管理和信誉作全面的考量。对于重大工程首先要进行资格预审。业主自己不得直接招标。可是中国的招标程序极不规范，随意性很大，有的将公开招标降为私下邀标，刻意回避招标或者只有招投标之名而无招投标之实。越是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越发腐败。招标公司、专家小组、评标计分形同虚设，政企不分的行政长官决定一切。不法判头，即大陆的承包商上下勾结，权钱交易，高估冒算、高套定额、虚报材料、多套费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追些都是黑箱作业，见不得阳光。深粤公司只具二级资质，不够投标资格。该公司收买了虑万里，不经正规招投标手续得了贵毕高速公路的第四标段。一九九八年虑万里在海南认识了三亚发展银行职工邓四明，虑万里向其下属打了个招呼，便将高毕高速公路十六标段批给了根本不懂高速公路的邓四明，邓回报卢万里一套广州丽愉阁八十三万元的高级住宅和日本丰田轿车一辆。
二、层层转包。承包商在接到合同后，把中标的标段再层层转包下去，分包给没有施工经验、没有资质、没有信誉的“三无”包工头或农民工。大包、二包、三色、四包不足为怪。五包、大包、七包、八包亦不稀奇。领导和捐客一张便条一句话，一个电话一席酒，就可把成千上亿元的工程搞定了。转包过程就是腐败过程，越转越烂，转得越多，烂得越烈。包工头破些钱财，买通关节便可得标，中标后“羊毛出在羊身上”，用偷工减料的手法捞回成本，获取暴利。中国高速公路的造价短公里大约在五千万左右，据包工头透露，每公里毛利可高达一千多万元。
三、追加投资。在工程建设中，根据现实情况修改设计增加投资在所难免，本属正常的情况。但必须由原设计单位发出设计变更单，经监理认可后方可追加。包工头通过贿赂业主，向设计和监理人贝施以小恩小惠，很容易得手。施工管理混乱，不按施工图施工，降低质量标准，不经认真验收就支付工程中期费用，凡是发生食污腐败的公路建设项目，没有一个不超支透支的。
四、设备采购。每条高速公路都有大量的材料设备需要采购，这又给腐败份子造成可趁之机，某些零件小到“忽略不计”，无人监管，无人核算。贵州高速公路上用于固定护栏的迫紧器原价七十六元一套，被虚报为五百元，总金额为四点七亿。为此虑万里亲自干预迫紧器的采购工作。这笔总金额为四点七亿的“小”生意，除卢万里本人外，获利的还有虑万里女婿的叔叔，境外商人谢飞。虑万里安排谢飞拜见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贿赂价值十多万元的劳力士金表一对。
五、偷工减料。交通工程是隐蔽工程。用料好坏，数量多少，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只有施工队本身和现场监理才会知道。现场监理眼开眼闭装作不知道，施工队便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五百标号的混凝土可以改用二百号；二千五百方土石方可以只运二千方；二米深的地基只修二点五米；十毫米直径的钢筋改用六毫米。偷工减料，违规施工，造成大量的“豆腐渣路”。
官商一体成腐败之源
以上弊病首先归咎于政府混乱的投资融资制度和决策机制。一切投资基金均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作。交通行政部门和负责基建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血脉相连，导致政府部门权力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正是腐败之源万恶之本。国家每年发放一万一千多亿元国债资金分配给一千多个项目，这一千多个项目缺乏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各地区各部门都养有一帮掮客，携带着大量现金和贵重礼品守候着执掌分配大权的权贵，“拎着钱袋子找项目”。按理应当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定盘子，财政部拨款子，实际上是国发改委一笔签之，财政部一批了之。
中国财政协会副秘书长、财科所博士生导师刘尚希说：“你想想，在项目审批制度下，国家计委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对几千个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所以出现了地方上报假项目的现象，把项目资金骗到手再说，钱花不出去了，只好乱花，专家决策的项目审批制度，变成长官意志审批”。辽宁省瓦房店市非法套用防潮堤国债资金一千一百零五万，虚报大提长度三点八公里，由此多出现金四百五十万。更串通勘察设计单位将总长六点六七公里测量为十点零五公里，套用资金二百九十万元。
其次运作机制模糊不清。“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其本质是“政金不分，官商一体”。像虑万里那样的行政长官又是企业领导又具业主方又是承包方。项目资金由他身上的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掏来掏去掏一次少一次。运作机制中的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采购、监理、审计等部门缺乏相互的制约和监督，甚至互相勾结，贪污腐败的大门从此大开，拱手楫盗。引发欲壑难填的腐败份子前赴后继的“集体犯罪”同“政企不分，官商一体”密切相关。成都至雅安高速公路全长仅一百二十公里，为了照顾众多的关系便于敛财，便拆散成七十多个标段，每个标段不到二公里。前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被判刑后，现任河南省交通厅长的石发亮今年二月又被立案审查。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究其犯罪原因即在于“四位一体”。交通厅长是投资者、管理者、发包者和承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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