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调查安徽“红顶商人”

　　尽管出于自身职位的原因，邵教授表示“不便于对此事进行多谈”，但记者在安徽采访时还是了解到，本报刊出的《安徽“红顶商人”调查》一文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还引起了中纪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现在中纪委对你所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已经作过调查，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8月27日，安徽省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安徽“红顶商人”受到中纪委调查

　　“自你们在那篇(《安徽‘红顶商人’调查》)文章中报道过我们市委书记兼职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后，中纪委就来人作过调查了。”8月28日下午，安徽芜湖市政府有关官员非常明确地向记者表示。

　　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是被本报报道后颇受瞩目的“红顶商人”。他现在仍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兼任芜湖奇瑞汽车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并没有查出什么。”该官员表示，“因为我们市委书记既没有从奇瑞公司拿工资，也没有从这个厂里报销过任何发票。”

　　据披露，本报此前提起的曾兼任安徽界首市沙河酒厂厂长、现任界首市市长的王显义也受到了中纪委的调查。据王显义本人向外界透露，前些天，中纪委的同志曾来找过他。“到市财政局查账、到沙河酒厂查账，还询问了包括沙河酒厂现任厂长、界首市市委书记在内的不少人。”

　　而且，中纪委的调查重点是王显义在兼职期间有没有腐败行为，主要包括是否从市政府和沙河酒厂领取双份工资，以及是否在酒厂报销一些不该报销的费用。

　　据了解，中纪委此次直奔安徽，还先后调查了本报提到的其他一些“红顶商人”。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也觉察到了在该省大量存在着的“红顶商人”现象，该省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着手调查‘红顶商人’”。

　　不过，此次调查后，“红顶商人”现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调查也是不了了之。安徽省委组织部办公监督处的一位人士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

　　“中纪委的这次调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知情人士表示。

　　有关“红顶商人”未来走向的多种版本

　　现在，坊间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已经辞退该市沙河酒厂厂长职务；而在芜湖较为盛行的一个版本则是：到今年年底，詹夏来“可能要辞去市委书记的职位，专干董事长”。

　　尽管记者并没有从芜湖市有关部门对此得到证实，但该市新闻办公室的一位人士表示：“今年我们市委书记肯定会做出取舍，也就是说要辞去其中的一个职务。以后要看‘上面’是怎么安排的了。”

　　一位业内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分多种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好，政府为了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中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中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兼职亳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创始人王效金就属于前者。想当初，王带领着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拼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据了解，在古井集团最辉煌的时候，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而在古井集团的业绩达到巅峰时刻，王效金便被推到了亳州市“市委常委”的位置。

　　现在，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特别是前两年，古井集团更是举步维艰，亳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在一些例会上，市里部分领导会经常这样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不过，也有熟悉王效金的亳州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王效金当上市委常委后，“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他告诉记者，目前，古井集团业绩下滑除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的原因外，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亳州市的酒厂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家。”

　　“王效金现在考虑的大多是怎么把古井的业绩再拉上来。”亳

　　州市的这位官员感叹，所以，王效金并不着急自己的市委常委一职是留还是弃。

　　王显义则属于后者。2002年2月，他以界首市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厂长。现在，沙河酒厂终于稍有起色。但王最大的感叹不在于此，而是在他的市长职位让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因为“和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的头头脑脑经常有机会见面，相处就容易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王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而詹夏来的“红顶商人”的背景与王效金和王显义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詹夏来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詹夏来从那时起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或者说，詹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应该说，市委书记对奇瑞还是蛮有感情的。奇瑞现在的发展少不掉他的功劳。”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当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单一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警惕“红顶商人”的另类腐败

　　“不管怎么说，我始终不看好‘红顶商人’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相当大的危害。”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一个人能将企业搞好，未必就能管理好经济和社会；“官员”当得好，未必就能成为市场上的好手、经营上的骁将。硬以各种理由把这两重角色拧在一起，既体现了决策者对社会公众的不尊重，也体现了其对市场的藐视、对竞争的无知。

　　而且，“红顶商人”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显然，“红顶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资源的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歧视性待遇，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公。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的一位专家针对“红顶商人”现象也表示，这种“红顶企业”现象在江苏一些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一时难以消失。他认为，目前的这种“红顶企业”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该专家表示，首先，要明确这种“红顶企业”现象的大量存在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政府官员是“裁判员”，制定有关政策，从宏观上指导和解决有关问题，参与经营，兼职“运动员”，难免会滋生各种保护措施，甚至腐败。

　　其次，“红顶现象”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国企要进入市场，领导兼职则是一种优惠，是与民争利的表现。表面看来是暂时得利，但从长远看，企业将失去其独立的创新能力、发展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难与市场接轨。

　　三是不利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这种“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兼职现象使执法部门无所适从，难以管理，工商部门如何去管理一个兼职厂长的县委书记？

　　邵道生教授则向本报记者呼吁：“我们要注意到一些‘红顶商人’的另类腐败。”“譬如‘腐败期权化’。即今天我为你企业、公司效了力、发了财，但是，我不要求你直接回报，而是等我退休以后再回报给我，或者等我的儿子女儿出国留学时，你做老板的直接去‘赞助’他(她)们上学。”

　　“请问，对这种情况你怎么查？你怎么查都查不到。那些当官的完全可以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完全为公，一心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啊！”邵道生说，至于谈到“红顶商人”所管的企业得到发展的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利用手中的权，集中一个地区的“优势资源”为一二个企业服务，向自己所管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这个企业能不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