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大陆民间组织“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执行所长胡佳，以及在大陆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师等人的努力，被捂了多年盖子的河南“爱滋村”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爱滋血”的流向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起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
流向全国的“爱滋血”
要追溯“爱滋血”的流向十分困难，相信已流遍全国。卖过血的农民说，由1992年起，河南人的血就已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及海南。“血头”们将大量受污染的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及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向全国销售。究竟这些药使多少人染上爱滋病、乙肝和丙肝等疾病？由于这是大陆报导的禁区，目前还不得而知。
一个可怕的现实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没有对农民进行有关爱滋病的预防宣传，一些病毒携带者往来全国各地，结婚、产子，爱滋病跟着散播到大江南北，也经由母体祸延下一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年在河南采集的“爱滋血”的流向，至今没有受到追踪关注，输了这些“爱滋血”的人，将成为爱滋病带菌者，可能因为仍在潜伏期，他们蒙然不知。也有的人，由于手术接受输血感染了爱滋病。
经由输血感染爱滋病的个案
据“中国新闻网”去年12月报导，江苏省一名10岁男童，因住院输血感染爱滋病毒死亡。男童是在两岁那年，因摔跤血肿求医，医院给男童输血治疗，但未痊愈。男童家人带着他四处求医，先后接受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输血治疗，并由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中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及上海莱士血制品有限公司，提供全血、血浆及血液制品等。
然而，男童病情多年来未见好转，2001年底，经江苏省爱滋病检测确认中心检查，证实为爱滋病患者。男童母亲立即接受血液检查，确认并非爱滋病带菌者，备受病魔折磨的男童去年初离开人世。
男童父母在悲痛之余，将儿子曾经接受输血治疗的四家医院以及提供血制品的江苏省血液中心一并告上法庭。
上述男童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类似事件近年大陆媒体时有报导。1999年大陆卫生部曾就山西省一起爱滋病携带者卖血40次，导致132人经由血液感染爱滋病的“恶性事故”进行通报。
1999年2月，17岁的山西青年宋鹏飞因腿伤入住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于血色素偏低，手术前需要输血，当班医生透过熟悉的“血头”找来以卖血维生的文某，先后共输了1050毫升血给宋鹏飞。术后宋鹏飞到北京复查，确诊为爱滋病毒携带者，经追踪发现输血者文某是传染爱滋病给他的“祸头”。在此之前，多次卖血的文某，已不知害多少人感染了爱滋病毒。
最近一宗见诸媒体因输血感染引起官司诉讼多年的案例，是安徽省蒙城县一位任姓女士，1995年因产后大出血，接受输血800毫升。2000年，她义务捐血时，查出体内含爱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她认为其病源是因输血感染，遂提出医疗损害诉讼。去年与医院调解结案，获赔偿70万元人民币。
“驶向冰山的铁达尼”
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任“世界学者”的万延海指出，自从八○年代中期，爱滋病毒感染在中国发现后，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国际爱滋病专家认为，中国是一颗“炸弹”，其中通过血液感染爱滋病毒是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河南地区，因卖血、输血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已大批出现死亡现象。去年夏天联合国出版《中国爱滋病问题──驶向冰山的铁达尼》的报告，揭示的问题令人忧虑。
许多人都从媒体报导中得知河南农民感染爱滋病的原因是“卖血”，卖血使他们得了爱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但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某些人为了节省成本，在抽取贫苦农民的血液时草菅人命。有些官员为了保住官位，硬将爱滋病疫情说成“国家机密”，罔顾公众生命安全，极力隐瞒爱滋病毒汜滥成灾的事实。
根据“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www.aizhi.org）提供的资料，河南爱滋病的流行，自1995年以来，已引起国内外卫生界有关专家的警惕和关注，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大陆爱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都提出警告:河南爱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严重的，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由大陆半官方新闻通讯社中新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关于爱滋病发展的报导中，引述一位专家的话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爱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文章举例指出，1994年以前，爱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爱滋病传播迅速向全国扩散。短短四年间，爱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
传播爱滋病的“血痂”
河南省是中原腹地，不是发达省份，也不是沿海城市。九○年代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吸毒和卖淫嫖妓现象，中原父老乡亲祖祖辈辈老实巴交的，只会在土里刨食。善良朴实的农民怎么也没想到，会被爱滋病这个“魔鬼”缠上，他们一直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行为不检点的不治之症”。
《揭开河南省传播爱滋病的“血痂”》(作者何爱芳)一文，披露了“血浆经济”导致河南农民集体感染爱滋病的情况。
1992年，当大陆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热浪时，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一上台就提出“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赚钱；外靠血浆，就是发动农民大量卖血，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卖给制药公司。
“血痂”一文指出，刘全喜在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即使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一至两次，收集起买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财富，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谁会想到，河南省卫生厅一位高官的奇特发财梦会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开封率先响应号召办起血站，省卫生厅作为典范向全省推广，血站如雨后春笋涌现。除各卫生部门一窝蜂办血站外，一些企业、协会以及军方也纷纷参与，包括济南军区后勤部血液制品研究所、空军后勤部血液制品研究所，还有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33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制品单位，都到河南建点采血。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文件，九○年代初期和中期，官办的“合法”血站就有270多家，非法的不计其数。
官办血站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鼓吹者。那几年，在医院门口，醒目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之类的宣传海报。“血头”们宣传采血的好处是:“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
在这种动听的宣传下，忠厚的农民向“血头”伸出了手臂，也等于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魔鬼。
当时血站普遍采用“单采血浆”法，也就是将许多人的血液采集后，集中到一起，用分离机器将血浆（亦称血清）与红血球分离出来，血浆卖给了制药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红血球则回输给卖血者。“血头”的说法是，这样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血球细胞并不减少，卖血者抽血800毫升，再回输400毫升，不会明显感觉身体虚弱。
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抽血的多个环节存在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用来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血液接触；然后是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内分12个小锅，每个小锅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人员不严格操作，未扔掉破损的血袋，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这种采血方法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直接传染病。捐血者只要一人有透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如爱滋病、肝炎，被回输者就无一幸免。
建一间新房是河南农民最大的梦想，但贫穷的农民只有靠卖血才能圆梦。在那个全民疯狂卖血的年代，凡有人卖血的家庭，几乎不到三、五年就能盖房。按当时每人每次卖血最多报酬50元人民币、每年卖血50次计，连续三年卖血，就有希望实现建房的目标。当时的社会风气，一个男人没钱盖房却不去卖血，会被人认为身体有毛病、胆小，就会遭人白眼。极其讽刺的是，房子盖得越早，人死得越快。大多数卖血者在劫难逃。
无法用笔墨书写的悲哀
年前一群赴北京请愿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东关行政村爱滋病感染者，曾联名投书各界，公开该村及附近村庄的爱滋病状况，向社会求助。
呼吁书指出，从1993年开始，睢县公疗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在睢县县城开办了血站，并在县城周边地区大作广告，宣扬卖血赚钱致富的好处。当时在任的县长亲自在电视台为血站做广告:“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号召全县人民都去卖血。农民纷纷响应到血站出卖血浆，结果成了血液污染最大的受害者。
从1999年开始，东关村经常有人“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后来死的人多了，才查出是爱滋病，而且都是卖血惹的祸，。截至2001年底，村庄感染爱滋病的人已占总人口30%还要多。“我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从此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呼吁书指出，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身后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小孩。剩下的人，更是看不到活着的希望，因为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们一个村庄的悲哀已经无法用纸张来书写。”
“血浆经济”造成爱滋重灾区
河南上蔡县的文楼村，是闻名于世的“爱滋村”。以上蔡县城为中心，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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