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春节晚会，我一直有个小小的纳闷。现在的媒体报道，多把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说成是第一届春节晚会，而晚会又只有一位总导演。
这不是事实。
从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看，在人们心目中，春节晚会最初造成较大反响的，应该是1979年。这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历史转折关头。为了鼓舞群众，这年春节，中央台下了很大功夫，认真组织了大规模的《迎新春文艺晚会》。－－以往，人民大会堂每年都组织春节联欢活动，通常由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广播事业局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这种联欢活动，除了一台文艺节目，还包括各种游艺活动，中央电视台只负责转播。而1979年的春节晚会则改变了样式，由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单独组织。我与杨洁在执导这台晚会时，吸取“文革”前我和王扶林主办的“笑的晚会”的经验，采取了“茶座”的形式，安排了当时少见的交谊舞；李光曦一曲《祝酒歌》唱得人们热血沸腾，红遍大江南北。1980年，中央台趁热打铁，又组织了《八十年代第一春》春节联欢晚会，也获得了成功。对于刚从百花凋零的“文革”中过来的群众而言，这些节目让人耳目一新，因而受到热烈欢迎，反响十分强烈。
至于1983年春节晚会，也自有它的特色。虽然同为“茶座式”，但规模更大，现场转播时间更久，长达四个小时，引起了观众很大兴趣。所以说，要给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排序的话，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复苏的角度讲，1979年的春节晚会应该算是第一届；如果从规模和影响而言，1983年的春节晚会也可算做第一届。这样讲，并非因为是我执导了1979年的晚会－－事实上，1983年的春节晚会，我也是执导的两个导演之一。
举办1983年春节晚会时，中央台还没有实行总导演制，台领导由于很重视这台晚会，安排了两个老导演来执导，晚会的总体设计、节目的制作编排，都是两人一起商量，分工协作的。这在晚会录像带的演职员表上和中央台编辑的有关春节晚会的书刊上，都有明确的记载。这虽然不算什么重大的问题，但我想，尊重历史事实毕竟更好一些。
交谊舞之争
1979年春节晚会前，为交谊舞能不能上电视的事情，我和有关领导吵过一架。
交谊舞现在显得很普通，年轻人大多不爱跳了，吸引他们的是摇滚、蹦迪之类更刺激的东西。他们大概很难想象，仅仅20年前，在不少人眼里，跳交谊舞是“危险”的事情；让交谊舞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更是大有风险。
前面谈到，这一年由我和杨洁共同执导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为了渲染气氛，我们决定让人们久违的交谊舞作为整台晚会节目的串场。但广播事业局有的领导认为，交谊舞显得太“那个”，不同意上。
领导不同意，我却想坚持。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我都说服不了对方。这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几年，文艺界思想活跃，人们不愿意在精神上作茧自缚，我也早从干校时的那种自卑感中解放出来，腰杆硬了，底气也足，那种敢说敢为的直性子又回到了身上。我终于火了：“你要不同意我们不干了！”
中央电视台台长办公室里，气氛显得紧张而尴尬。
现在回想，广播局的领导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当时的群众文化心理，似乎也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这次晚会节目中，考虑到改革开放，得有点“洋”的东西，我们安排了芭蕾舞《天鹅湖》中的一段西班牙斗牛舞。
晚会播出之后，有些人就认为女演员袒胸露背，穿得太暴露；对男演员的紧身裤也不满意，说穿了像没穿裤子一样。这种意见，现在听起来似乎荒唐可笑，但在当时的群众来信中，却显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那次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广播局领导走后，台长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他说：“邓导，算了吧，都退一步，交谊舞不要整个都用，用在一头一尾。怎么样？”
我只好接受了。中间串场，改用了相声演员。
费翔的“一把火”
1987年的时候，我接任了1988年中央台春节晚会总导演，到处物色演员。著名歌唱家王昆是东方歌舞团团长，那次她从外地演出回来，给我来了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叫费翔，条件不错。我请她把资料给我看看。
很快，王昆派人送来录音带和一个很大的招贴画，看起来形象确实不错。有关的报告送到广电部，没过多久也批下来了。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很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时情况不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珍贵，从1986年的晚会开始，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当初考虑到晚会的主题，我们打算只让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当我反复听了费翔的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在一次编导会议上，我说：“请台湾歌手来一次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让他多唱一首。”在我的坚持下，大家终于同意了。没想到请领导听歌时，领导不同意，认为费翔不仅唱两首歌多了，第二首歌还有两段，间奏也太长。晚会的音乐编辑曾文济，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听了费翔的歌带后，他和我有共鸣，赞成两首歌都上。最后，我去找费翔商量，请他在间奏中加些跳舞的动作。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跳舞也很棒。
第二次排练时，费翔已经给“一把火”设计好了迪斯科风格的间奏动作。他跳给我看，哟，太棒了！我高兴得直鼓掌。我说好极了，要的就是这个。
可是，台领导对费翔的动作有点担心，觉得迪斯科的节奏感太强。我说：“这是表现健美，没问题。”领导见我态度坚决，便说暂时这样吧。后来审查，领导还是担心，说最好别跳迪斯科了，把间奏拿下来。
我实在不甘心，加上自己算是老导演了，和台领导关系也不错，就有点倚老卖老，不肯轻易放弃。我坚持说：“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这一回，领导犹豫不决，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到了最后一次审查，还是要求我把间奏拿下来。这一回领导态度坚决，我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但当时实在太忙，我没有来得及给下面的人说。因此，播出的时候，乐队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领导急了，一时间他无法改变现场的表演，就在话筒里嚷起来：“邓导，不能切全景！”
不切全景，观众就看不到迪斯科的舞蹈动作。给我配合的切换导演是张淑芬，我对她说：“领导不让切全景了。”淑芬大为惋惜：“多好啊，太可惜了！”她也敢干，照样切，切了好多全景。看上去确实好，我也就装糊涂，给我切过来的全景我照样播出。
领导真火了，大嚷：“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我想事情不能做得太过，这才对导演讲：“淑芬，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摄像人员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后来大家看到前面的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面的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还有好些镜头出了画面，显得一点镜头逻辑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费翔的演唱几乎让所有的观众倾倒，这把“火”照得他闪闪发光，无比明亮。
为亚运会闭幕式“放炮”
1990年，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我是这届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电视转播总导演。
在亚运会开幕式转播的开头，有一个五分钟的片头，它要起到整个播出“龙头”的作用。为此，我们组织创作了歌曲《同一首歌》，由陈哲作词，孟伟东作曲，词曲都很美。同时设计拍摄了一组画面：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儿童在长城上追逐气球；一群孩子在天安门广场画和平鸽；过渡到北京市日新月异的面貌、亚运村新颖别致的建筑，然后出现亚运会主会场。但是，领导在审看时提出，这首歌有点“圣歌”的味道，是否不用。我和音乐编辑后书年认为，原来我们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味道”。在我们的坚持下，台领导同意了。这个片头播出后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同一首歌》至今传唱不衰，体现了它的生命力。
在亚运会开幕的同时，闭幕式的排练也进入了倒计时。最后一次彩排时，我安排了一次试录。瞅着镜头里的画面，我傻眼了。为了保护运动场草坪，主会场铺了一块巨大的地布，银灰色的。这块地布不能铺得太早，否则会把下面的草捂死，一直等所有的景都搭完了才铺。这时，离闭幕式正式开始只有三天了。我当时非常忙，地布铺好后没去看。但组委会其他人看了，肉眼看去，效果还不错。可是，等机器往那儿一架，惨了！地布是银色，灯光一打全反光，所有的色彩都吃进去了；镜头里，表演的人就像在水里一样，影影绰绰看不清楚。当时我急坏了，体会到了为什么伍子胥过昭关会一夜急白了头。相信人急到极处，少活几年是完全可能的。
正好，彩排结束后组委会开会，要求各个环节的人员都参加。我也去了。
组委会的负责人贺敬之、高占祥、张百发、万嗣全等全部来了。组织亚运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虽然电视转播在我眼里是比天还大的事情，但在整个亚运会的系统里却只是一个局部。各路诸侯汇报了各自的情况，准备得都不错。等没人说话了，贺敬之是文化部长，就表了态：“不错，挺好嘛。”我一听急了，领导表了态，我再不发言，就不好改了。我对高占祥副部长讲：“不对，问题大着呢，我还有意见。”
高占祥马上提醒会议组织者：“电视台邓导有意见，让她说说。”
我就放了一炮。我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布不行；再一个就是压轴节目《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舞蹈演员不行，用的是业余演员，水平太差，从镜头上看，有些演员的眼睛也不知道往哪儿看，也没有表情，播出去太丢人。
领导问我怎么解决，我说：“舞蹈的问题等会儿再谈；先要解决地布问题，得把地布给我翻过来。”
这下会场炸锅了，尤其是舞美反应强烈：这哪儿行？地布一撤，一天一夜也翻不出来啊，哪来得及！
我说：“翻不过来也得给我翻，连夜翻。”我看到会议有点冷场，便接着说，“我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们不信，明天所有的领导可以看我的电视录像。否则我不承担责任。”
对于《世界人民大团结》舞蹈，我要求重新调整演员。这也是个烟狻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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