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西藏尼姑的狱中故事

童年入狱，家破人亡

阿旺桑珍出自一个典型的西藏家庭，父母都是佛教徒。她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她出生于一九七八年，按藏历算法一出生已经一岁了。）她十一岁时就由父母送到噶日尼姑庵去当了尼姑。

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藏人的民族自决意识逐渐高涨，每次的群众示威游行几乎都是由寺院内的僧尼带头发动。一九九0年阿旺桑珍十三岁（实足年龄十二岁）那年参加了这样一次游行示威，结果被公安拘捕，投入监狱，九个月后才放出来。这期间她的父亲、叔叔和哥哥也因政治活动而被投入监狱。当时母亲在山上修行，家人瞒住她，不让她知道丈夫儿子被囚之事。然而公安是他们家的常客，有一次他们要来抓她的姐姐，家人请求公安人员不要将他们一家三口人在狱中的事说出来，以免惊吓了母亲。

但是公安却直接对其母说出实情，老母亲闻言吉惊倒，次日即不能言语，隔一日即去世。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从狱中放出来，不久也忧伤死去。

阿旺桑珍十五岁时再度因参加了示威抗议活动而被捕。由于年幼，不能判刑，法庭宣称她已十七岁，已非“少年犯”，将她判刑三年。

她头次被捕入狱时，才不过是十二岁，两手被粗绳绑在背后，并被吊起来，挂在梁上。他们用电棍击她，骂她是“分裂分子”，问她幕后黑手是谁。这个小女孩不但曾被单独监禁四个月，而且也被关过禁闭。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小黑牢中，既无被褥，又无厚衣来抵御寒气，她只得卷缩着身体蹲着，以免跟寒澈骨髓的地面接触。

监狱里的生活

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有二百多名女犯人，分为三队，下再分组。桑珍被分到第三队。犯人多数都是藏人，刑事犯和政治犯各占一半。

狱中的食物定量，早餐有馒头，中午是米饭和茶，晚上定额两个馒头。如果自己有钱，可以提出要求购买方便面。每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有定额：四次。监狱里每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三年发一套棉衣棉裤给犯人。棉被则每五年更新一次。桑珍被关在一个十二人一间的监房内，都是上下铺的床，水泥地。这个十二人的小组经常被调换，不让大家建立起私人的友谊和联系。两名正副组长是上面指定的。

每年要写思想总结

在劳动方面上珍和其他的犯人们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温室里种菜、施肥。夏天日照强烈，温室内的温度从午时到午后四点非常高，犯人在高温封闭的温室中依然必须用喷雾器喷洒化学杀虫剂，除虫除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要加班加点。

监狱方面在外面接了织毛衣的合同，因此犯人们也得纺棉线、织毛衣，除了外边的合同定量，还得侍候监狱管理人员家属的私人需要，为他们织花俏的毛衣。工作每天有定额，有时晚上也要劳动，不完成不准睡觉。

犯人终年的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六元人民币零用钱。由于监房里的电灯泡和打扫用的扫把，都得犯人自己掏腰包购买，这点钱几乎都用不到自己身上，反而要家里接济，送食物和日用品。

早期监狱中那种互相检举，思想汇报的做法已经逐渐淡化。但是每年一次人人都得写思想总结，把自己“思想改造”的情况坦白交待一番，同时还要赞美共产党的“恩德”，这样就可以换取比较好的待遇。政治犯们都拒绝写这种报告。桑珍从来没有写过。

女犯人得不到特殊照顾

监狱里的女犯人也一样劳动，每逢例假时也不例外。女犯所需要的卫生绵要自己花钱买，每月发的六元零用钱，连买这个用品也不够。一九九六年严冬时节，有几个尼姑因为拒绝狱方要她们颂赞共产党的要求，而被惩罚站在雪地中。尼姑们坚持着，甚至还喊“达赖喇嘛万岁”。结果她们得到关禁闭和加刑八年的处分。这件事当时也传遍了全世界。

女犯人中也有人被戴上手铐和脚镣的，并且也一样挨打。常常为了小事，就有可能被叫到队长办公室，受到摔巴掌和拳打脚踢的待遇。监狱内的“军训课”是由武警教官主持，他们打起人来特狠，常常罚女孩子们站在太阳下烤晒，高原的日照强烈，很多人晕倒。有人受不了监狱里的虐待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一名十七岁的女孩子就自杀身亡了。

将狱中生活编成歌

一九九三年桑珍第二次被捕后，判了三年刑。才十五岁的她十分固执，不写悔过书，由于“屡教不改”被狱警用水管和腰带毒打。她和其他女犯设法弄到一个录音机，她们将狱中的生活编制成歌，录音下来，想法让人带出，以公诸于外界。事情被发觉后，当局加判她六年刑期。从这件事后，外界就知道查奇监狱中有那么一位“唱歌的尼姑”

一九九八年桑珍被再度加刑之后，接下来的几年受到格外的折磨。她和另外十一名女犯关在一间房内，几个月的时间，每天只有一桶水给十二个女犯，这不仅是大家的饮水，其他洗脸、刷牙等都就这桶水。

桑珍十年在狱中始终坚持默默背诵经文。由于没有念珠，她把一件旧毛衣拆了，用毛线打成一个个的结，长长一串就成了念珠，这是每天伴随她的精神食粮。她也曾经为隔邻牢房的和尚男犯编结念珠，让他们在狱中也能持续诵经的功课。

桑珍健康日渐恶化，国际上的营救呼声日高二00二年十月桑珍被释放出狱……

2003年8月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