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祈：我对中国富豪落马的“偏见”

强与弱

我对中国富豪们“崇拜”，不管是已经落马的，将要落马的，今后要落马的，还是永远不落马的，不管用什么手段积累的财富，中国富豪们都显示他们的“强”。我生长在“崇弱灭强”的华人社会，但生活在“崇强灭弱”的美国，有“崇拜”中国富豪们“强”的情结希望大家谅解。

最能代表美国“崇强灭弱”精神的是拳击。看拳击时，美国观众会发疯似地朝打赢的拳手喊叫“打得好”，对打输的拳手不闻不问，无视败者的存在，甚至会丢下一句“LOSER”（败寇）。换个华人可能会想，那赢的太猖狂，太残忍，太狠毒，太无人道，你已经赢了，还将可怜的对手朝死里打，看看，都躺在地下不能动了，真让人同情。

“强”指胜者，已经落马的或将要落马的中国富豪们过去“强”，没有落马的中国富豪们现在“强”，是“强”就要“崇拜”，这是“崇强”社会的游戏规则。“弱”指败者，在“灭弱”的国度难以生存。“崇强灭弱”的目的及后果是国家社会人民强大。美国的祖先英国人靠“强”来生存，用夺来霸占世界，美国人依靠打来立国，扩大版图，而且越打越强。

华人社会及华人国家看不惯，不容忍，及消灭“强”者。对“弱”者有良心，同情心，及仁心。几千年来将“强”的华人赶尽杀绝，培育的全部是“弱”的华人，所以华人社会国家人民贫穷虚弱，这都是华人社会国家“崇弱灭强”的下场。

华人，华人社会，华人国家都在探索扶贫灭“穷”，大好事，但也要灭“弱”崇“强”，使强者更强，弱者变强。老是变强者为弱，弱者为愚，不中。

官与商

官员与商人不能分离，官员要靠商人努力才能出政绩，商人需要官员指引方可生存发展。在金融资本运作不成熟的中国，官商一体的现象很普遍，即使表面上官员与商人分离，实际还是官商勾结。如何加快中国金融资本市场成熟是当务之急。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官商勾结一体的问题。

中国的官员又有父母官的称呼，地方上的商人是子民，一定要孝敬父母官员，否则违反华人社会伦常。中国富豪们最怕的就是地方官员，什么国家政府社会民众甚至私事，都要商人出钱，中国富豪们不敢不从，但又不愿任人宰割，于是就衍生出讨价还价的勾当，大多落马的中国富豪们不服的原因在此。发达国家的官员为了选举也向商人筹款，但有明确法规，官商勾结的可能性较少，但也时有发生。

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永远是一笔糊涂帐，但即不能消灭官员与商人，也不能禁止官员与商人发生关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尽量使官商关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让大众与媒体监督，建立专门机构常规调查官员与商人的来往，政府颁布官员与商人关系的守则与法规，对违规者及时引导教育警告，对情节重者，严惩不怠。

官员与商人的狼狈为奸，很普遍，也很正常，其根本原因是人性对财富的欲望，人性不可灭，只能导。

术与治

术指政治人物通常采用打倒压制对手的手段方法，治是通过调整改变体制规则来统治社会民众。术很实用，也能产生显著的效果，但与治相比，总觉得浅浮，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政客都用术，不是国家社会民众的喜讯。

中国富豪们的兴衰往往是政客用术的结果，上海派将陈希同赶下台，现在又有围攻上海帮的说法，总是用华人数千年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宫廷斗争术，对中国不是好征兆。

手段方法很重要，不用不行，而调整改变制度规则也要用到手段方法，但不能本末倒置，治是根本，术是雕虫小技。

中国富豪们违反国家制度规则，理应受惩，这是中国得到治理的表现，但他们不应该成为政客争斗的牺牲品。

好与坏

中国富豪们风光时都是“好”人 ，一旦落马或将要落马，立刻就变成“坏”人。这中国富豪们马上马下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少了点“富”，多了点“灾”，怎么瞬间就从“好”人变成“坏”人，令人难以理解接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将一个个马上马下中国富豪们描述成“好”人“坏”人的，均是某几个文人，某几个媒体，或某几位权势人物。

其实人都有好坏，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坏共存，这人才显得真实。华人社会好坏分明的传统未必可行，说某人好就一窝蜂上，添油加醋，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为个一点坏处没有的神，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又将一个全是好的人变成个一无是处的魔鬼。这种“好坏”瞬间变戏法害人害自害社会害国家，要不得。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去除“坏”的东西与发扬“好”的事情的机制，要让人“好坏共存”，要容忍人有“坏”处，但要能将“坏”指出改正，对“好”也不能过分夸张，不切实际的吹捧，不行。

私与公

私代表个人利益，公指国家社会民众利益。中国的国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符合中国国家社会民众利益与华人个人利益，如何均衡，至关重要。中国先富起来的富豪们为了个人利益，有时忘了国家社会民众利益，这是中国富豪们落马的根本原因。

中国富豪们，您们积累财富也不容易，要想守住个人财富，就必需首先考虑您们生活的国家社会民众利益，只有将国家社会民众利益充分照顾到之后，才能保证您们永远不落马。特别是在中国还很穷和大众习惯“均贫富”的背景下，一定要国家社会民众利益最重，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在所不惜。

中国富豪不习惯慈善捐款，中国政府的税法也不鼓励有钱人免税捐钱。捐款好处很多，富豪可以通过捐献来照顾国家社会大众利益，李嘉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美国的盖茨更是世界头号慈善王。中国富豪们，发财一定要捐款，记住了。

一个国家社会要想强大，首先要让国民强大，也就是说要处处考虑照顾到个人利益。中国富豪们也是国民，国家政府社会要在富豪们还没有落马之前，就引导他们走上一条不落马的道路，要时时刻刻盯住富豪们，不能让他们迷路，走回头路，或上歪路，这是中国社会政府必须要做到的。将中国富豪们的个人利益照顾了，使他们不落马，让中国国民有更多机会变成富豪，中国社会国家民众也就强大了。

有时为了照顾国家利益，对富豪的违法行为也有网开一面的例子。有报道美国国防开支存在一万亿美元帐面上的漏洞，连国防部长都明说，太复杂，无法查清楚，许多国防武器公司常常收到莫名其妙的支票，问题很大，但美国国防事关国家利益，不可动。

如何引导照顾保护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制度规则问题，一定要在宪法法律上做文章，中国成立修宪法小组讨论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正道。

富与穷

中国穷富问题一言难尽。富人享受生活，应有尽有，豪华风光，象周正毅在香港交际场上的故事，真是令人动心，是广大华人争相模仿的对象。但现在周正毅落马，有关他的感情和商场的经历又成了教育华人不能富有的典型教材。让人左右不是，无所适从。

穷人生活艰辛，成日为柴米油盐奔波，只要不出红白喜事，天灾人祸，心境也算太平。眼见别人富有，有时会心中愤愤不平，特别是富豪落马，更是大快人心，就会说，还是穷人太平。

华人社会历来追求“均贫富”，对过富的人，要求他们救济贫民。极其贫苦的人，也有理由靠社会养活，听起来合情合理。

中国富豪们对“均贫富”似乎理解不够，不太愿意多做慈善事业，是他们惹人恨的根源之一，也是华人社会对落马富豪们人人喊打的理由。杨斌大难临头时，到朝鲜做慈善事业，远水救不了近渴，地理位置也不对头。

华人社会除了“均贫富”以外，也有富豪多不义的价值观，华人历史上富豪大多不能长久，下场也不好，华人都有想富的欲望，所以对富豪们有爱恨情结，但以恨为主，因为华人穷人多。大清王朝就是用华人这种心理将徽帮盐商的钱拿走的，使徽帮一蹶不振。

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让国民富裕，要保护富豪，让富豪世代富下去，让更多的华人效仿，这样才能民富国强。“均贫富”及贬富褒穷的价值观不可行。

义与法

义指人治社会里人际交往时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你我不分的一种自我表现及感受。在华人社会里，义极其重要。毛玉萍在商场，官场，与交际场上呼风唤雨，是她的义气工夫到家，不过毛玉萍被带到香港廉政公署之后，她的义兄弟姐妹及义父母全不见踪影，看来法比义大，好兆头。

华人社会数千年，讲义气是人际游戏规则，特别是中国富豪们，义气更是不可缺，看那杨斌都认了金正日做义父，何等身手，但还是逃脱不了上法庭的下场，这又是在中国法比义大的表现。

大清王朝著名红顶子徽商胡雪岩，与朝廷官员可谓义气十足，特别是与李鸿章，同属徽系，但他也败在这义气上，得罪了不是徽帮的湘系领袖曾国藩，最终破产，胡雪岩成也义气，败也义气。义气随人而变，难以捉摸，法难为人的意志所变，容易遵从。

中国富豪们都很义气，但对法的威力认识不足，一旦与富豪们有义气的靠山失势倒台，富豪们失去保护，他们的犯法事实只能使他们落马，中国富豪们成在义气，败在违法。

罚与教

对违法的中国革命富豪们，依法惩处，罪有应得，但立法的目的不单单是惩罚罪人，恐怕主要还是教育大众，让民众清楚明白什么是违法犯罪及惩罚如何。中国应该严惩违法情节最恶劣的富豪，不能将所有中国富豪们都打下马。大家都很明白，在中国现有人治社会昌盛，法制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不违法的富豪，难道都要他们落马。

在决定哪个中国富豪落马时，也要有规则，不能全凭人治，不能将调查违法乱纪变成政治斗争工具，法治不能变成人治的手段，法治不同于人治，中国应该用法治代替人治。看看古罗马与犹太教的法治传统造就了多么强大繁荣公平的欧美诸国。

教就要让人明白如何不违法犯罪，华人习惯人治社会生活，对法治不了解，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非常重要，但也要强调违法犯罪有时也是不知不觉的过程，法律太多，法律变化太快，不懂法，不喜欢法等等，均是华人社会的难题。

西方任何法律也有个形成过程，首先有个案法庭判决，再过度到一群相关案件结果，然后进入立法程序，再由国家执行长官┳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