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沙：宣扬“民族精神”的背后

四月二十五日，李长春在通报和部署防治非典型肺炎宣传报道工作的中央新闻宣传部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据说这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动力”。李长春是掌控宣传大权的方面军司令，他这么一说，连日来全国报刊上不是“民族精神鼓舞我们”如何如何，就是“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如何如何。总之，“民族精神”泛滥了。像李长春这等技术官僚，历史知识不多，理论思维不会，权力却很大。由他来指挥“舆论导向”，不但贻笑大方，而且贻害大众。

李长春作为前广东省委书记、现政治局常委，对于广东瘟病初起时密不发报，后来的几个月中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下达文件层层封锁消息，是负有责任的。鼓吹“民族精神”，也就是强调全民族的责任，从而掩盖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由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过失使得局部地区的传染病祸害全国以至全球的重大责任。

乞灵于“民族精神”抗非典

“民族精神”能够抗“非典”，莫非中国古已有之？于是互联网上出现了调侃。有人说，曹操时代就有“非典”；有人说，更早，孔子时代就有了。SARS一时被称为“夺命怪病”，莫名所以。找到致病的冠状病毒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发现。SARS从广东经香港一两天就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都没有能够侵入美洲大陆。如此迅速而广泛的传染又是交往发达的地球村所出现的新现象。对付这些新问题，怎么能从古老的“民族精神”中找到什么锦囊妙计？

民族精神在对抗外部压力时，不无积极意义。如果是外国对中国发动细菌战，讲讲“民族精神”或许还有点用处。自己闯的祸，而且殃及他人，要共同努力消灾，用对抗外部压力的“民族精神”作武器，有什么用？

从古今关系、中外关系来看，祭起“民族精神”的法宝来应付当前中国的危机，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乞灵于“民族精神”，说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精神。

中国靠“民族精神”，别的国家靠什么精神？人家没有中国这样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事实上防治工作比中国做得好。越南、新加坡、加拿大从香港输入了SARS，但没有爆发为全国性的瘟疫；越南才真是得到了有效控制，已经二十多天没有发现新病例，被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警报。如果说，各国有各国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自的民族精神，那么，世界卫生组织靠的是什么精神？没有任何民族精神的世界卫生组织，却是世界范围内协调各国对抗SARS的中心。

弘扬人类精神战胜瘟疫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应当弘扬的是人类精神和时代精神。

SARS的蔓延和救治，印证了人类关爱生命的共同利益，以及全球一体护卫人类幸福的共同需要。

威胁生命和幸福的瘟疫是人类的敌人，而不是民族的敌人。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民族和地区，不分富有和贫穷，全球一家，祸福与共。

面对威胁，受到挑战的是人性，而不是民族性。正义与自私，善良与丑恶，诚实与虚假，坚强与怯懦，关键时刻立即判明。在战胜瘟疫的同时，也医治了人性中的弱点。

因而，战胜瘟疫需要激发的是人类精神，而不是民族精神。

中国和东盟关于SARS问题的特别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有必要在本地区和世界其它地方采取集体努力来有效应对这一致命病毒带来的挑战”。强调世界各国的“集体努力”就是体现了人类精神。

美国总统布殊与胡锦涛的通话和欧盟主席普罗迪给胡锦涛的信都表示，在此艰难时刻，美国和欧盟愿与中国并肩站在一起，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可能的帮助。这是弘扬美国和欧盟的“民族精神”，还是弘扬中国的“民族精神”？都不是。这是弘扬共同的人类精神。美国、欧盟和亚洲国家所弘扬的人类精神，已经体现为对中国的数千万美元的捐款和一大批医疗物资的援助。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如果不以人类精神相回报，标榜绝世而独立的“民族精神”，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在华的外国公司提出：“我们愿与中国共渡难关”，并纷纷捐赠呼吸机、监护仪等医疗设备和一笔一笔的现金。难道外国资本家在弘扬中国的“民族精神”？做买卖时锱珠必较，共渡难关时慷慨解囊，难道不是视生命和幸福高于财富和利润的人类精神吗？

中国和东盟关于SARS的特别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又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像非典型肺炎这样的非传统威胁的时候，国际合作应吸收并聚集人类克服灾害的最高智能和能力。”这又是强调时代精神，特别是时代的科学精神。从病患身上分离出病毒，测定病毒的基因序列，根据基因筛选现有药物，进一步创制预防疫苗和发明新药，以及在大幅度范围内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在在显示出二十一世纪新时代的智能，与历史上对抗瘟疫的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胡锦涛五月一日在天津检查工作时说：“夺取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最终胜利，关键是要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制定和实施科学的防治策略。”温家宝在广州也说：“从根本上说：战胜非典要依靠科学。”这就说对了。所以，胡锦涛提出：“用科学的力量增强人民群众战胜疫病的信心，用科学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不是像李长春那样主张用虚无缥缈的“民族精神”“引导群众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民族主义成了万应灵药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尊严和自信。但在中国，民族精神往往被错误地发挥，用来对抗人类精神和压制个体精神。

人类虽然是地球的主人，在长时期中并没有形成为一个整体；人类以往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国别史、民族史。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地区交往的频繁、世界市场的出现，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史。二十世纪以来，跨国公司的兴起，无国界组织的活跃，特别是全球环境保护的需要，推动了地区的合作和国家的联合。这是世界历史的新曙光。人类正在成为自己活动的真正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代，众多的民族精神正在融合为人类精神。这是正确的方向。任何民族，自外于人类，以“民族精神”抗拒人类精神，是落伍的表现。新人类的人类精神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任何民族，脱离时代，面向过去，总是到自己以往的光荣历史中去寻找灵感，也是落伍的表现。

无数的个体按一定的联系组成为民族，众多的民族按一定的联系组成为人类。新时代的新人类，就是从个体到民族到人类合成的有机体。民族是联结个体和人类的中介。如果一个民族，对内压制个体，对外对抗人类，非但背弃了民族的责任，而且违反历史的潮流。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不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这是莫大的悲哀。

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了某些中国人的万应灵药。他们所能理解的仅仅是“民族精神”。需要强调人类精神的时候，拿出“民族精神”；需要尊重个体精神的时候，还是拿出“民族精神”。将“民族精神”与个体精神和人类精神隔离，成了精神上的残废。这样的“民族精神”不是什么“动力”，应当用个体精神和人类精神来拯救“民族精神”了。

二○○三年五月四日于哈佛大学

（2003年6月号《争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