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对周恩来无法用“违心”来撇清

《晚年周恩来》的贡献，在于作者全息地俯瞰着中共的历史，而又能将文革的浩繁人事融会贯通，围绕周恩来与毛泽东自江西“宁都会议”以来的恩恩怨怨，夹叙夹议地揭示毛泽东的“妖孽”本质；而之于谨守“晚节”周恩来，作者却又把感情留给读者们，褒贬由你了。读《晚年周恩来》，如受作者一派正气的濡沫，是一件难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头时，高文谦先生年仅十三岁，却又能对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彻，我想一则生有乃祖之遗风，二则是逆境的催动，使他早生了担当历史重纲的抱负。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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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故事”，英文里的history也是从story一字派生而来的，因此惟“真实”才是“历史”。然而，中国各代史都是由后朝“官修”的，为维持“皇纲”和“帝统”，“后朝”都竭力为“前朝”美言，这就是中国历史充满谎言的传统。而中国共产党就更其然了，连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假话，它将来的“历史”自然是没人信的。而李锐先生以与毛泽东的私交和亲历，李志绥先生以贴身的近距观察，分别写就了《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而《晚年周恩来》又继往而来，却为爱史的中国人重建了诚实的信誉。 我也见过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四川搞了个“二月镇反”，同校教书的一位体育教师被抓，我们几个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状”，在地质学院里和西苑饭店里住了两个多月，等待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排不上号的在台阶上等候消息。后来说首长要多见些人，我也进去了，于是见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员。
三十六年过去，惟对周恩来和康生的形象还有记忆。那天“首长们”都穿军装，只有康生着中山服，敞着领子，露出了雪白的衬衣。周恩来和康生还不时站起来走动，手上还端着茶杯，他们个儿不高，容颜端庄，红光满面；那年头百姓们面有菜色，我头遭见到气色这般好的中国人，因此第一个闪进脑子的念头是“他们大概天天吃肉”。记得有人嚷着要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站起来”，韦杰是个小老头，老老实实地站起来，周恩来很和气地说：“还是让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调的讲话很平稳，并没有躁动的“革命热情”。那时，我以为文革很快就要结束，对“中央首长讲话”并无很大兴趣，只是把他们的表面看了个够。

人们都说周恩来很英俊。据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与一班文化人接触很多，演《桃李劫》的陈波儿暗恋他，常常来纠缠；邓颖超女士发现了不正常的信号，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收了陈波儿做干女儿，才了了这番“儿女情”。这事虽小，却使我觉得邓颖超也是个知情理的人。“天安门事件”时群情激愤，周恩来博得了太多人的爱，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长日久，共产党毛泽东的阴毒愈暴愈多，“周恩来、邓颖超是伪君子”，又成了我对他们的定论。

初到美国，“恶补”了一大堆海外中文报纸，至今还记得关于周恩来的两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报道，他在德国期间（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与一个叫“史蒂芬”的十八岁的女子相爱，她为他育有一子“库诺”。后来史蒂芬失却了周恩来的音信，库诺长大遇上了战争，被送到东线去作战，战死在俄国。二是“顾顺章灭门案”，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工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机关造成重大伤害，周恩来和康生率领“红队”将他全家杀绝，然后周恩来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来》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一世纠缠。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书生们不得不盲从，夺了毛泽东兵权，反围剿斗争就失败，红军损失惨重，长征途中在遵义，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认错。从此，周恩来后半生就成了一个“戴罪之人”。而毛泽东生来刻薄寡恩，不时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敲敲打打；即便周恩来检讨认罪不完，毛泽东也不宽恕他。几十年后，还要用“经验主义”的紧箍咒缠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临死还被清算“投降主义”。在得了不治的癌症后，毛泽东赐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晚年周恩来》开卷便道出了周恩来“保持晚节”的惶恐心态：“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按，写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读到这里，我大惊：周恩来只比毛泽东小了五岁，怎若儿孙般的谦卑？

中共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宫，陈独秀早就贫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苏联，张国焘去了香港，惟周恩来是“留用人员”。尽管他在党内有资深地位，但与曾是毛派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或身为嫡系军人彭德怀、林彪不同，他们还可以有点顶撞的胆量，而他周恩来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固然是因为毛的强势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却是他有过反毛的“不良早节”，使本该有点“革命家”血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却象个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仕别三年，“红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晚年周恩来》说到一件非常惊心的事情：“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毛泽东随意辱骂高级党人是“家常便饭”，张国焘就亲眼见过毛泽东骂张闻天，就如老子骂儿子；而毛泽东对张国焘夫妇，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于街头戏弄张国焘年幼的儿子，遂使张国焘萌生了去意。而“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却把这句重话咽了下去。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于打天下的时代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创业领袖，周恩来只是个“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泽东不择手段的谋略，投合了共产党人追求胜利的要求，乃至不计后果地将他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周恩来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结，早因周在遵义认了“我不如人”而了结；再通过造神的“延安整风”，周在毛面前更丧失了人格独立的尊严，从此就铸定了他们间的“君臣”关系。

遵义会议伊始，共产党既因毛泽东而获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党内生活失去了“公平”。成败皆因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中国已经饿死了几千万百姓。可是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还在那流传一时的《长征组歌》里歌颂“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几年后，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萧华们和刘、邓一锅煮了，他们这才发现“神”与“鬼”是没有区别的。中国俗语也很精妙，何为“牛鬼蛇神”？非毛泽东莫属也。

《晚年周恩来》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绝服药。加上参加陈毅追悼会，“受了风寒，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全身浮肿，整日昏昏沉沉，出现心力衰竭的现象，曾一度昏厥过去”。“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得车来”。作者引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毛泽东病中曾经作过交权的安排：“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可是，尼克松即将访华，毛悟出了以外交胜利掩盖文革破产的玄机，于是开始服药，并迅速见效。《晚年周恩来》又记载，经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周旋，“联美反苏”局面实现，毛泽东得意之余，病情亦见好转，于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则后悔交权的安排，二则妒忌周的风头，三则担心活不过周。于是指使汪东兴阻止治疗周恩来初发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风”勒令周检讨历史错误，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莫须有”地批判斗争周的“投降主义”，江青竟指责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来经过此番刺激，精神肉体一蹶不振，而继之而来的“批孔”、“批水浒”、“批宋江”的明枪暗箭，终于将他射倒于病榻不起。

共产党倒置了“群众─政党─领袖”的从属关系，周恩来不仅参与了领袖危害人民的活动，而且在共产党的内斗中，屡屡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以保护自己为前提，不惜牺牲同志。因此，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即便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也无法用“违心”二字来撇清：他究竟是在“毁党”，还是在“护党”？七五年九月，周恩来在施行第四次手术前大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实上，他既没“忠于党”，也没有“忠于人民”；而只是一个平时跪在“领袖”脚边的人，临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很重视“名节”，而他们想保持的“晚节”，今天看来都是些如“忠于毛主席”之类的“污名”。《晚年周恩来》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打倒，就在毛泽东身与名俱裂的当刻，邓颖超却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全部销毁，她忧的竟是毛的阴魂还要纠缠先君的“清白”。这位“天字第一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实在是太“不识大体”了，她对即将来临的变革竟毫无预感，乃至今人要为周恩来□身，都失去了一个重要依据。

《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无耻暴戾，进行了无情揭露。在文革期间，我就听说江青说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还听说过她常常自称“老娘”。对这些话，我一直将信将疑：莫非如此高级的政治人物，还说得出这般粗鄙下流的言语吗？可是高文谦先生为它们都找到了出处。读到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来是一个妖孽豢养了一群疯狗，把我们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体鳞伤；这又如何叫我们去认同那个至今还以妖孽为偶像的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既是一个颠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恪守君臣之节的奴仆。中国产生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失败人物，然而海内外还有许多人崇敬他，可见未来还将有后继的失败者。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不良党规，造就了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也有人可争议说，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姑息了毛泽东，造就了共产党。我们要跳出这种因果循环，只能将周恩来现象归因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极端霸道的毛泽东和极端顺从的周恩来，都是中华民族封建文化的产物。

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照片(资料照片)

然而，从个人人格上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毕竟是不同的。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可见他是一个毫无忏悔之心的“鬼”。而周恩来却是一个很有罪恶感的“人”。他自觉对不起贺龙，一有机会就设法挽回。《晚年周恩来》中杨成武的那段追忆，确实很叫人感动。尽管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个想与人为善的人，一个经常念及别人的好处的人，一个愿意自我谴责的人。如果不入共产党，他未必会是“绞肉机”中的一个大齿轮。

据说周恩来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记过去帮助过共产党的人。然而，毛泽东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不放过。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了《十批判书》，批的是秦始皇，骂的是国民党；可是到了七三年“评法批儒”时，以“秦皇”自命的毛泽东竟拿“老朋友”来开刀。《晚年周恩来》说，在七四年“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众所周知，郭沫若还有几个儿子自杀、坐牢；而有识之士如罗隆基、储安平者，则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来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临前，一次一次唤醒他的，可能就是顾顺章一家妇孺乞生的哀求声。他或许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自责那时“太年轻，太无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柏林，一个十一、二岁的德国儿童来求见，说是他的孙子，这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当局认可后的安排，可是五十六岁的周恩来却将他拒之门外。毕生善解人意的他，难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认错人了”吗？而非要让这个受了伤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谎？

《晚年周恩来》说他临终前是很孤独的，邓颖超无言地握着他的手，等待最后的时刻。想必冤魂们一个一个地来给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宽容；周恩来向他们一一谢罪，但“我行将就木，已无力挽回”。周恩来或许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杀完顾顺章一家后，一位目击者就见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今后历史如何看待我们呢？”尔后，周恩来也可能立过这样的大志：“让我们得天下后，做尽好事来补偿。”然而，权力到手的共产党，就成了合法的“断头台”，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屠灭了无数有形生命，还摧杀着无形的道德和灵魂。

共产主义幽灵在地球上回汤了一百年，周恩来追随了它在中国兴起─挫折─成功─失败，最后却由“领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庆幸的是，他死在毛泽东的前头，中国的“后事”由别人去操办了。否则他很可能是中国变革的一块绊脚石，总之他的政治行为不可理喻。他去世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不反对个人。”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条报道，我流下过热泪。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们还能从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与“残暴”同义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品出一些磨灭不去的人情味的话，那也算是他个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录一：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的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匿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时，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摘自金钟编《红朝宰相》第183页）

附录二：洪扬生谈“顾顺章灭门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一九二四年入党）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林保华文，原载《华夏文摘》，朱学渊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