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惊恐的眼神

　　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同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为什么我不能流浪要饭？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就可以这样被轻贱？法律规定的平等就业权难道只是一句戏言？到底是谁之过？

　　亲爱的同胞，不妨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面：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孕妇不期而遇，一位未来的母亲对另一位未来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

　　面对此情此景，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位没有教养的妇女。孩子还没有出生，凭什么说，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就是人上人？

　　不幸的是，你错了。不是这位妇女缺乏教养，而是法律确实赋予了她和她的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权。中国的户籍制度使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可以这样夸耀。

　　如果林肯的母亲是在中国，面对这样趾高气扬的羞辱，她也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农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农民。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这是法律的规定。未来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为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就是想当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也不行，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的人，要干这两种工作就必须有初中文化程度。尽管有限的教育也会使他念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可北京不欢迎他，这样，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他将随时被抓进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回原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他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完全一样，仅仅凭北京户口，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关爱，领到一笔救济金，更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对待没有该市户口的农民。

　　当然，它们这样做都能够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政策针对着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但我想说，人人生而自由，并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不想引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但我要告诉那些主张隔离的人，农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理由被解读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农民除外”！

　　对农民的理解，人言言殊。我这里指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公民。它代表一种身份，而不是意味着一种职业。职业可以选择，而身份却是不但与自己生死相伴，而且还要子孙世袭。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当了公务员或者军官，农民就只能子子孙孙是农民。在北京，如果你来自天山脚下的农村，同样是在卖羊肉串，你是农民，而那位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就不是；如果你来自甘肃六盘山下的村庄，同作一家公司的录入员，你是农民，而有北京户口的那位小姐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你来自雅鲁藏布江畔的小寨，已经腰缠万贯，当着几家公司的老板，可你是农民，而你手下拥有北京户口的职员却是工人…… 对于这一切颠倒的情形，我们几乎闻不到来自街头的呐喊，听不到飘自山川的呻吟，鲜见硕学鸿儒的批判。一切似乎都无声无息。每当我看到和想到这些现象时，总是不免要深思：自由和平等为什么这样容易被践踏和遗忘？

　　六十年前，当那些泥腿子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前仆后继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时，他们当初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他们是在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献出他们的生命、献出他们的骼膊、献出他们的腿、献出他们的青春和鲜血。这些怀着美梦，向往自由中国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流出的血汗，淬着的却是未来的枷锁，不仅自己被禁锢在土地上，遭到强制役使，而且还搭上了世世代代子孙的前程！“社员”就是“集体”的农奴。他们彻底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那被毛泽东称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上就是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

　　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史无前例。

　　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那砸烂铁锅办食堂的声音，那饿死前想尝一口米饭的渴望，那要饭时低三下四的哀求，那几千万饿死鬼的冤魂……难道当轴诸公睡梦中还在回味茅台熊猫的余味时，就从来没有为中国存在过这样的问题而困扰片刻？当那些衣衫褴褛带着汗臭味进入你们善于审美的双眸时，在日理万机中就不能给他们留出一闪念的空间：九亿农民还要忍受隔离和歧视多久？五十年了，整整五十年了！有的人已经尸骨无存，他们的梦想也早已随风而逝，可他们还有子孙后代。五十年了，今天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渴望自由和平等……五十年的隔离和歧视，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憧憬。他们悄悄地走来，城市粗暴地驱赶；他们哀求，城市无情。他们喊不出声，可我们难道都没有看到他们那含泪的眼睛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欠帐，它无法用金钱去计算：亿万农民的自由、幸福、尊严和人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迁徙自由；

　　1948年，中国投了赞成票的《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肯定了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截然不同的制度，却有着不约而同的规定，这不是谁偶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中国需要自由和平等。1958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户口登记条例》。农民就在国家的名义下，有了法律的笼口。农民成了世袭的身份。昔日，他们遇到天下荒年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去逃荒要饭。如今，他们开始承受比要饭还悲惨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个当年违宪的条例，今天还在生效。面对过去，我只想说五个字：早该结束了！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里，宪法和法律能够给所有的公民平等保护，这既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中国人向来不缺乏博爱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马丁．路德．金们向华盛顿进军，中国认为那是正义的事业；洛杉矶出现骚乱，中国认为那是对种族歧视已经忍无可忍……浩瀚万里的太平洋一点也不妨碍中国对那个陌生国度的隔离和歧视发出怒吼和抗议。饱学之士也奋笔疾书，在书籍中、报刊上、电台里，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事例，列举起来不厌其烦。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肤色没有理由成为低人一等的证据。歧视黑人，那是美国的耻辱，也是世界各国的镜鉴。美国宪法曾经可耻地规定，联邦众议员名额按照人口比例在各州进行分配，而各州人口数却是按自由人总数加上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这就意味着一个黑人只能折算成五分之三个白人。如果让你站在黑人后裔的角度，面对这样的政治算术，请你告诉我，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我知道，教科书告诉中国人：《独立宣言》所许诺的“人人生而平等”，对黑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弥天的政治大谎。1963年8月28年，二十五万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周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共和国创建者们签署的这张政治支票，实现美国黑人自由的梦想。让我们暂时放下对美国自由平等之虚伪的抨击，把关注异国人民命运的博爱精神和高尚品格，带回到自己的国土，思考一个也许你从来就没有想过的问题：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几个城里人？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愿意将法律的规定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请你和你的亲人，无论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放下手头的活计，抽几分钟时间，来做一次小学生就能够做的算术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第十四条里还是这样规定。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那么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上，我国的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1982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也应有代表参加。”“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

　　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

　　1986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1995年修正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条中还是这样规定。

　　当你读完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心中可曾漾起一丝涟漪？你可以把你算出的答案埋藏在心底，因为我担心你会和我一样羞愧得说不出口：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一个同胞只能等于另一个同胞的几分之几。但是我想，你也许还是会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中国成年农民作为公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有平等的选举权？难道只要身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行为能力就一定低人一等？立法时规定这样的比例根据到底是什么？它和宪法许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完全吻合？当那些自己就是农民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和投票表决时，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什么时候才能要求立法机关为此举行听证会接受各界的质疑？……

　　我们期待着来自立法机构的答案。

　　至于中国的选举权到底有多大作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即使选举权徒有其表，该轻蔑的不是选举权，而是不能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我们应该尽力改革制度。我们必须知道，在选举权形同虚设的时候，政治家们就可以忽视甚至践踏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利益，而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惩罚，因为他的政治前途并不取决于选民的选票。但是，更糟的却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法律和政策跟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是多么地不公正，可现有的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就是默默的忍受和无奈的呻吟。他们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可他们一样纳税，即使想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他们也难以做到！因为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也许你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你却只能在塔里木河边的村庄或者五指山下的小寨，才能够投下据说是神圣的一票。等自己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重复父辈的行为！是开玩笑吗？不是的，因为这是法律的庄严规定！这时，他们和城市户口的人相比，不是一个农民等几分之几个城里人的问题，而是等于零。这是户籍制度的罪孽，“离土不离乡”政策的怪胎。那一亩三分地成了农民的保留地，既是束缚他们的理由，也是变相剥夺他们权利的借口。他们只有在圈定的“农民家园” 里才能够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我不能不说，面对现实，南非种族隔离理论的旗手埃塞伦二十世纪中叶提出的“家园理论” 一定会让主张城乡隔离的人倍感亲切：“所有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他们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区仅仅是暂时性质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班图人一出保留地，也就没有政治权利。” 中国在自觉不自觉地步南非的后尘。 这样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