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体制包含三个鲜明的原则。第一、从制度层面进行市场经济的建设；第二、淡化计划但侧重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第三、从制度层面来强化各个经济官僚机构之间的协调。这三个原则指导了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以后历次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一九九八年那次大幅度的改革。这些原则也无疑对这次国务院出台的体制改革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朱镕基不再是总理，但很显然这次改革的设想出自朱镕基。这和从前的改革不同，从前总是由新任命的总理来设计体制改革。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新任总理对朱镕基体制的认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改革上不会脱离朱镕基体制。
朱镕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遗产就是在他任内所确立的各种经济制度，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朱镕基是技术官僚，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量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朱镕基在从事体制建设的时候，没有方向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他所进行的所有制度方面的建设都是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对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推动贡献最大的是邓小平，但正是朱镕基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的理念表达为制度。
朱镕基能够在中国政治的构架内达到这个成就，与他具有政治家的一面有关。可以确定地说，朱镕基是一个技术官僚型的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型的技术官僚。在中国，体制改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朱镕基之前的历任总理都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但没有做好。朱镕基做到了，这是因为他懂政治。他知道，一旦被政治化，任何事情就难办了。所以，他尽量把政治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而不是把技术问题政治化。有些时候，他不得不压制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引起很多人的不快，但这是为了避免问题的政治化。但朱镕基也有高调的时候，不仅高调，甚至把一些问题国际化。很多人因此批评他华而不实。但如果懂得中国政治，就可以看出，这也是朱镕基懂政治的一面。朱镕基的政治权力基础并不好，他并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有些时候，用高调来保护自己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当很多政治人物因为高调而出局的时候，朱镕基则用高调保护了自己。其中的奥妙只有懂得中国政治运作的人才会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在朱镕基期间，国务院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国务院的权限范围缩小了，越来越像中国的经济内阁。较之从前历届政府，现在国务院的二十八个部委已经是很少了，在这二十八个部委中，很多部委如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安部等在实际层面并不属于国务院管理，只是一个名份而己。这和朱镕基本人少问政治，一心一意聚焦于经济事务有关。第二，国务院的政治属性有所减低。这也包含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就是国务院已经成为了国家行政机构了，主要行使执行的职能。其次，国务院不再成为一块可供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空间。各方政治人物当然不会放弃国务院这个重要的机构，但现在的国务院主要是一大批专业人士。那些不懂经济只精政治的人物，很难得到国务院系统的认同，也很难立足国务院。即使挤了进来，也很难有所作为。
如果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发现，在中国众多的国家机器中间，国务院系统现在是最有效的。从官僚体制理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来看，只有国务院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其它所有的国家统治机器包括党中央本身、全国人大和政协都远远不及国务院机构。所有这些国家统治机器都还是庞大和臃肿。人大和政协系统尽管已经进行了一些机构上的改革，但是因为缺少方向性，无论是从组织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成效都不大。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庞大的“两会”还是未能体现它们应当具有的性质，即代表人民的利益。最糟糕的要算党中央本身的机构。这些机构既无精减，也无理性化的迹象。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象朱镕基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些国家机器要得到象国务院那样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
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介朱镕基，但无论是回头过去，还是展望未来，在第三代领导人中间，朱镕基一定是最大的赢家。诚然，朱镕基并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论”、“学说”或者“思想”，他的一些言论也没有反映在共产党的党章或者国家的宪法中间，但是在他任内所确立的那些经济制度是他思想的最好载体。人们还不能明了党章和宪法会向何处去，但可以相信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是不可回头了。这个经济改革的时代是属于朱镕基的。
（原载《信报》) (4/2/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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