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繁荣的背后和可能的未来（四）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针。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

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

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的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

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的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响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

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

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正当诉求。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

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

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

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

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能。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财政体系。

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