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里河山——一个国军老兵的回忆

2003-01-15 21:27 “我的万里河山──国军老兵的回忆”，是我的一位朋友之父亲的亲笔回忆录。杨步震先生今年八十余岁，现居江苏南通，身体依然康健。老人从年轻时起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至今不缀，日记本已积有一米多高。中国人口虽众，能写回忆录的却不多见。特别是近代以来，风云际会，亲身经历过大事变、行程万里又有文化的健在者，更是稀少。杨老先生的回忆，全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不仅是可贵的个人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史之阙，弥足珍贵。
　　这部回忆录，跨度从民国初年至二十一世纪初，写成以后没有正式出版，只自己印了几十册供亲朋好友们阅读，我受作者之子的授权在网上转载。老人的一生相当坎坷，现在发表的叁部分只占其中的30%，余下解放后的部分，因可以想见的原因，有些内容不好详细写，能否继续转载，要征得本人及家属的同意。杨老回忆录的原名为“二战老兵话沧桑”，考虑到这个名字不能概括杨老先生的一生经历，我在转载时，经家属同意改为现名。文中个别字无法显示，系输入系统的问题，今后正式发表当作补正。
　　1918 年 （中华民国 7 年）
　　农历正月二十日（公历 3月 2日）寅时，我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通津铺镇花合村五组，杨宅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五，取名万春。字步震，号梯生。
　　祖父秀江，父启双，母田馥秀终身务农。父亲的一生只做过一任甲长，屈居保长之下，它是当时政权建设中最低层的一块奠基石。
　　我有兄姐六人，长兄万清、次兄万年都已早逝，叁兄万政、四兄万银分别于1987年、1992年年届八十寿终，两位姐姐桂香、酉香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离世，他们都以农业为本，兼务小本经营。
　　1923年（中华民国 12 年） 6岁
　　开始上私塾读“人之初，性本善”的《叁字经》，私塾设在本宅，共读十余人全是男童。
　　1924年（中华民国 13 年） 7岁
　　读《论语》，私塾改在曾宅，该处离本宅仅二华里，来去由叁哥万政接送，遇上雨天就骑在他的肩头上。
　　1925年（中华民国 14 年） 8岁
　　到宅西胡任之私塾，仍读《论语》、《孟子》、《左传》和《资治通鉴》等，一读就是叁年，并开始学写对联。
　　上述这些书虽然读得不少，而且每天要在教师书桌前掩卷背诵，可以说已到滚瓜烂熟的境地，但教师只知教读，不加任何解释，虽读的多，实在不知其意。
　　当时地方散兵游勇很多，拥有枪支的人就拉山头，结果大鱼吃小鱼，相互火拼，成者为王，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向地主富农开刀，到处捕人，名曰：“捉肥猪”。并索取高额赎金，如无现金可赎，就要受他们的罪了。在此情况下，我伯母的亲人莫求凡先生和夫人卓凤蔷女士，拖儿带女从九龙山庄园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躲避风声，因而我在这时就和他家的五公子莫畏及二姑莫宾芳相识了，并在屋后拐枣树下盘桓嬉戏。不过一两天大家就混熟了，有时我未起床，莫畏就来到我床边喊我，两家大人都感到孩子有了伙伴也化忧为喜了，那时莫宾华还在襁褓之中。但他们没住多久，因风声稍减，就“儿女一担挑”匆匆走了。
　　不久，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又响遍湘西一带，地主庄园受到严重威胁，氽湖岗的举人赵春泉老先生和他的儿子赵禅父先生坐着轿子也来我家躲避，朝夕相处，我深受他父子俩的喜爱，因而父亲遂与禅父先生结成干亲家之好，后来风声越闹越大，合保溪这块小地方显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们父子俩便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了。
　　合保溪虽是个地无叁尺平，人无叁分银的穷山沟，但东有白马泉，西有白鹤观，南在九条岭上有女娲娘娘庙，北有西武当庙。每逢天旱，善男信女总要敲锣打鼓到处进香磕头，盼望菩萨早日降下甘露，我也敲着小锣爬山越岭，随在这个不整齐的行列中感到十分有趣。
　　这些观庙规模都很小，香火也不盛，但作点缀也可算是一些景点，如加以开发，可以招致一批游人，可惜在那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年代，谁有闲情逸致为山河增色呢！
　　1927年（中华民国 16 年） 10岁
　　入斗溪小学肄业，结束了四书五经的呆板学习。斗溪小学设在彭家岗关帝庙里，离我家有15华里，一半山路，一半平地，如要走读，一天来回就要走30华里，当然不可能。从此我就离开温暖之家，单独一人到外面作为寄宿生就读了，母亲很不放心，每逢东岳观赶集，她便来学校问长问短，并带些好吃的来给我。
　　这个小学以莫姓子弟为多，校长也姓莫，叫莫如舜，号子理。国文教师龚石村先生是位美髯翁，家住斗溪口下，庭园中广植雪梨，硕果累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好为此写照。
　　莫求凡先生教授历史和音乐课，他弹得一手好琵琶和风琴，一言一笑，深得学生所尊敬。
　　莫逸，莫子桂，子重兄弟，莫德煌都跨进了这学校，虽然家庭成份不同，一富一贫，但学生本身是平等的，相处时间一久，大家就成了知心好朋友了，尤其我与子桂兄弟俩的感情特别深厚。
　　由于“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北伐军的成功等因素，学校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袁世凯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给予无情的谴责。从山沟里跑出来的我，一时确实大开眼界，求知的欲望实在是太迫切了。
　　学校后面就是一块操场，竖有篮球架，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都跑去打篮球、跳绳、打飞棒。我则抓紧时间一方面向高一级的同学借《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看，一方面练习毛笔字，又加在上课时勤做笔记，把教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一字不漏地全记下来，这样在考试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不临时抱佛脚了。比如什么叫做政治？答曰：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所以在《公民》考试中我得了满分，全班同学感到惊讶，期末考试，我竟排榜第二。校长为了表扬成绩优良的学生特选举我做了班长，并免交全年学费，全年学费为袁大头光洋伍园，这在当时物价平稳情况下，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使家庭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家种有五六亩梯形水田和几亩山地，播种玉米、高梁、小米、蕃芋等杂粮，一般情况下，可有一个温饱。在寒暑假里我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牵牛饮水吃草，送茶水到田间以及插秧等等。每遇雨后初晴，骑在牛背上看见出现在山边五颜六色的彩虹，仿佛就在我的脚下，但一走到山边，距离还是那么远。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摸不着她，这种天体变化，乡村孩子能尽情欣赏，而城市里儿童就缺乏这种奇观了。
　　我的童年离不开“耕读”二字，父亲的心里并无“望子成龙”的奢望，只是希望能算算帐、保保家于愿足矣。
　　我的伯父启圣公，也是一生务农，老实巴结的庄稼汉。伯母莫氏生了九位千金，却无一男，她们的取名是按“地支”来取的，如午姐、戊姐、卯姐、未姐等等，一个一个的出嫁都要就地取材做些箱柜嫁妆，到了最后几乎把家产田地全赔上了，落得个“家徒四壁”。但每逢两位老人的生日，那九对夫妇都要回来拜寿，热热闹闹，大有人口爆满之势。当此时也，我心最欢，因为这九位姐姐一见面总要摸我一下，抱我一下，随手拿些油炸麻花、炒米、花生之类的东西给我。有位姓史的姐夫很会讲故事，什么武松打虎，刘、关、张桃园叁结义，以及刘姥姥进大观园出尽洋相等等，他话匣子一打开，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使我这幼小心灵深受启发。
　　1931年（中华民国 20 年） 14岁
　　斗溪小学毕业后，赵禅父先生看了我的作文，认为我的文字功底太薄，不忙急于升学上慈利中学，要培养我把国文这门基础课打牢学好，将来才有立足之地，于是就到了叁浯园，老师就是禅父先生。来此就读的也是不外赵姓子侄，外姓子弟仅占叁分之一，读的书籍，攻打一门，全为古文，略加时事，并订阅一份汉口版《新闻日报》，使我对世界认识更加一层了解。
　　叁浯园离我家也有十多华里，在九岭山之南，我家在九岭山之北，来回走动需要绕合保溪、猫儿山、干溪沟，才能到达氽湖岗上之叁浯园，如果把九岭山腰部开凿一个隧道，就只有两叁里路程了，这是我当时的一种幻想，当然无法实现。
　　我在叁浯园只读了半年，老师因好交游，不愿受此执教拘束，改由另一位赵姓老师任教并迁移到叁浯寺去上课。此寺离叁浯园约两华里，这是一座唐代建筑的寺院，一进大门就看到“义存汉室叁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的关公座像。大雄宝殿供有大型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晨钟暮鼓，发人深省，是修学养性的好地方。
　　1932年（中华民国 21 年） 15岁
　　禅父先生认为我的文字功底和古文辞章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要我在古文诗词方面再下一番苦功，乃于是年春节过后改到九龙山南麓未迟园莫求凡先生家就读，所授教材为唐宋八大家古文和诗词，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结合当前形势宣讲时事和历代英烈事绩。因求凡公是南社成员，对国家存亡抱有极大的义愤，与吴恭亨，李澄宇，傅熊湘，柳亚子时有唱和，因而学生们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为我后来投入军界奠定了基础。
　　未迟园屋后遍植松竹，课余之暇，我常独自一人或和莫畏漫游于竹林中，即景作诗或刻字于竹上。在孔夫子生日那天，我与同学们打赌，饮了半斤烧酒，结果酩酊大醉，躺于竹林中，半夜方醒，满脸满足都是露水，第二天大家笑我，我却泰然自若，但从此对杯中之物就不敢贸然了。
　　因这一年的学业有所长进，求凡公夸我的诗“已造叁昧”、“入木叁分”，说我写的文章有“独到的见解”，竟然在课堂上大加表扬，由此而引起一些富家子弟对我的嫉妒，而我仍然埋头苦读，不与他们在衣着及饮食方面攀比。这无形中在同学中就分成了贫富两派，满子约、吴世忠等为富派，我与赵思容等为贫派，但莫畏虽与子约为至亲表兄弟，却始终站在我这边，遇有口角上的争论，他毫不含糊地替我说话，从此我和他由总角之交变成莫逆之交了。这时莫畏已订有一份《湖南通俗日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风波》一文，是用白话写的，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的文章总离不开“之乎者也”。该报报头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题写的，有关国内外时事和社会挛琶刻于加邢晗傅谋ǖ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