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旦学生的心里话

其实我的背景和这位老兄差不多，天津的，家境也不错，基本上属于从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过马上毕业，一个月8000基本上很难，呵呵。那么长时间以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慨过、愤青过。但是最能触动我的确是今年夏天的经历。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去深圳实习，第一次挣了那么多的钱，也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了那么多事。

深圳可谓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灯红酒绿、夜夜欢歌。我实习的地方是特区报社,深圳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再前面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后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后面是莲花山。我上班在35楼，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一流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这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们当中，我是那么的突兀与另类。

一次去关外的工厂区采访，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钱的。在肮脏简陋的厕所门外，墙上挂着的打卡机是日本进口的，精工，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厂房里最先进的东西。这还不是最“仁慈”的，因为厕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也就是领班来顶替，生产线不能停，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万一要赶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会礼貌的请回家“休息”，外面排队等着上班的进来一个顶上。生产线24小时不能停。当然，休息时没有钱的，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在报纸和电视上才会有。我面对着他们，问了一个很幼稚，而我却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吃饭怎办？”一个看起来比我还要小很多的女孩腼腆的笑了笑：“门口大排档，一顿一块三。”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头，因为手底下的活儿还要干。想起在写字楼的时候，记者们是不屑于去食堂吃七块钱一顿的自助餐的，因为花样少，开饭时间又短。

下馆子是必要的。当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个老板请客，或者找个下午开车去惠州吃海鲜，渔民现打回来的，你上船买，他船上做，你沙滩上吃。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吃就是了，这样一顿，三四个人最多也就两百块，他们说这些东西如果在酒店的话，每一样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钱，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钱。我刚到的时候很天真的在报社的饭卡里加了一百块，到三个月后我走的时候，里面还剩七十九，也就是说，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顿七块钱的饭。现在想一想，真的有点鄙视自己。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于奖励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大概是五等，奖励人民币五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大该就是奖金吧，不过五块钱对于深圳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笑话，我亲眼所见，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悲哀。在宽敞明亮的经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老板，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人，红包我没有收，因为我的手没法对不起我的良心。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里用的，有多少是深圳、东莞、中山、汕头产的，我敢说，这些东西，这些可以堂而皇之摆在恒隆，摆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柜台里，标出天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工厂区里，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由这样的人生产出来的。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我私下里问老记，那个红包能有多少。他说这种事，少说也有两三千吧，偶尔后悔之后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最起码的良知。

还有一回我去龙岗卧底传销。可能很多同学很惊讶，传销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吗？没错，政府令是发了，可那是一窝蜂的。我们的行政一直是抽风式的，阵痛式的，出了问题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厉风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网吧大火和现在轰轰烈烈的围剿食人鱼，从来缺少持续性与连贯性，行政问题不能逐渐转化为法律形式。我还记得那天去的时候，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没有牌子的衣服。于是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的“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的“TEVA”，唯一没动的是在襄阳路花一百块买来的军包，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时尚，很酷的东西这个时候竟然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本能，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多余，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其实就算你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准儿会以为是和那个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在“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而所谓“教室”，就是一个单元的客厅。听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围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却笑不出来。为了采访，我认真的记着笔记，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没记过这么认真的笔记。那天下午我记了十页，现在我还好好的收藏着，不知道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课，写下这样的东西，但愿不会。没错，复旦随便找出一人，谁也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希望着，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着。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忍痛将“学历”写成了大专，“何处来深”一栏因为我的普通话太标准，没法写成什么西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只好写了上海，其他的地方不敢写，怕穿帮。就是这样一份“简历”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在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的人们不由得不信。晚上去“串亲戚”（他们术语，指传销者互相走访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多一点的屋子，大家打地铺，一共28个人，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上海随便哪个超市都有的价格不会超过八十的那种。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个炮兵团的，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这次也是他们向报社举报的，因为别的部门没有人管.一个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里面什么都没有，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感谢，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们有的只是这个。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现在也记在我心里。第二天，终于抓人了，高层一个没逮到，抓到的都是“兵”们，因为他们
是“盲流”，等待着的是遣返。稿子还是出来了，不过是我们的公安们如何如何英明，一举破获特大传销团伙之流的鬼话。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后来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板，想招这些退伍兵当保安。虽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想的是让我们写后续报道，诸如某某公司解决就业之类。我打了无数遍那个传呼，没有人回，可能在局子里被没收了，可能他们已离开了深圳这块伤心地。

采访水客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更不是赖昌星，他们只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面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当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东西大概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内外差价30%，甚至还多。当然也有从深圳这面带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样，我没敢接触。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么许文强，只是一个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告诉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行情好的话一天他可以赚五百。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呢。他还开玩笑，说自己长得不够帅，要不就可以去当“鸭”，虽然一样是卖，但总归安全系数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罚款。我也和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的脱光衣服，然后把手机用胶纸绑在身上，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专业”，身上一次可以绑一百部手机，他很自豪的和我说，这样还要保证身材不走样，走路不变型。他也知道这样的代价，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个十年八年的。面对着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想想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私下里的官方纪录。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张香港身份证，这张卡片可以让他们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罗湖桥和沙头角，但他们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为他们很少去港岛，更没法住在中环或者山顶。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没有和报社的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带走。

还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库边上的一家茶楼，我第一次面对面，平等的面对一个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对一个妓女。

她很漂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职业，我只能用贤淑端庄来形容她。开始她还很开朗，笑话我说如果让我看出来的都只能是洗头妹。但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她一直是哭着说的，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静静的听她倾诉，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说话，因为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话语中饱含着忧郁、无奈和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SODA衬衫，资生堂化妆品背后的灵魂，一个妓女。她也有爱，也有男朋友，同样在深圳，但她越来越不敢面对这个自己爱的人。我问她深圳那么小，就不怕万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说不会的，因为打工的爱人是不会，也没有能力来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么叫做距离，更知道了爱情会把这个距离缩小到零。她说自己出台一晚上要五千块，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缴，至于小费，出台之前老板就会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外国人或是香港佬、台湾佬则要加倍。这也是要交的，超过的才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小气的话，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垫上。其间她接了几个电话，铃响的时候哽咽声便停止了，手机拿起之后又是温柔的声音，职业的笑容。在她眼里，世界
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后会付钱。我感到惭愧，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是身为男人除了听她倾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结束之后从包厢出来，她擦干了泪角，又变回了那么的贤淑端庄，唯一坚持的就是要买单，我没有争，不是没钱，而是我知道她的心会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受到尊严，更何况她请的是一个男人。

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版，我去梧桐山，去采访一个山顶哨所。那天心情特别好，坐着一辆帕杰罗屁巅儿屁颠儿出来了，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不时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还有一辆这辈子我第一次见的右舵莲花。我很奇怪，奇怪着偏僻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好车。司机用标准的广式普通话跟我解释，深圳有钱人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来打山泉，养生、健康。我恍然之余，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干活，他们在铺一条从深圳市区到盐田的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那么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么甜的“农夫山泉”。

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谁能出钱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给谁。没人理她，我听见的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

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老师”们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因为报社里全都装了摩托罗拉的门禁系统，她是混进来的。“卖身救夫”，这个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透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后
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挥杆的“人”们……

写了那么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应该落在纸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现在的我还住在北区，那个无数人投诉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自己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

我们寝食还是那么脏，那么乱。衣服穿过之后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轮完了就再拣相对干净的穿。我很懒，很少打扫，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对请小时工，也没请过。不是没钱，而是怕那种爸爸妈妈们在外面打扫，自己坐在屋里电脑前听音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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